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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計劃生育工作是各項工作的頭項難題，也是延續時間最長的“一把手工程。”龍紹川回村後，正趕上計劃生育的高潮期，劉萬山為了讓他專心抓好村裏的科學種田，很少讓他參與具體的計劃生育工作。雖然龍紹川負責包幹盤龍生產隊，但遇到計劃生育工作的難題，總是龍大山幾個隊幹部給頂著雷子。雖然他也知道和能看到這項工作的難度，但他卻很少具體的處理過那些棘手的事情。
在他擔任了村總支的書記後，白龍澗村的計劃生育重擔就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肩上。村裏的計生工作主要是高永昌和劉新蘭負責，但他也不敢怠慢，畢竟他是村裏的一把手，他要負這個全責。
每月育齡婦女的孕檢，是計劃生育的例行任務，也是過濾計劃外懷孕的關鍵手段。每次婦女孕檢時，村裏婦代主任劉新蘭總是早早地等在鄉裏計劃生育指導站裏，她在那裏具體的登記把關，副村長高永昌就在村裏組織督促著婦女們。對於那些有超生想法和已經悄悄懷孕的家庭來說，每月的這個時候就像是煉獄一樣的難熬，她們為了躲過這十個月的孕檢關口，什麼五花八門的辦法都想出來了，村裏主抓計劃生育的幹部高永昌和劉新蘭就成了他們進攻的主要對象。
因為村裏育齡婦女名單和結果都掌握在他倆的手中，隻要他們不上報村裏，或在鄉裏計生站給做個手腳，也許就有人可以逃過這一劫。
在那幾年裏，高永昌和劉新蘭就成了村裏的“名人”。那些被他們處理過的計劃生育對象大多數雖然心裏恨，但又不敢惹他們。因為當時解放後第一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些孩子都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段，哪一家都是一個連一個地涉及生育的問題，這一次你惹了他倆不打緊，要是再遇到要生育指標和計劃外的什麼事情，你還得去求人家，所以大多數人是敢恨不敢言，還要盡力的去巴結他們，在農村裏有很多事情都是靠人嘴去說的，它沒有個非常準確的是非標準。
這幾年逢年過節，劉新蘭家裏常常是人來人往，有時連其他村幹部都覺得羨慕，能在主辦計劃生育的夾縫中有著這麼好的人緣，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
劉新蘭是個非常精明的女人，對於涉及到計劃生育的事情，她也是有原則的能幫就幫。當時的一胎也講究個生育指標問題，但隻要是第一胎懷孕的，她都會想法給調整一個指標。她知道那些剛結婚的小青年，個個都像幹材烈火似的，隻要黏到一起那還記得什麼吃避孕藥呀，戴什麼避孕套呀！所以在白龍澗村沒有因為第一胎沒有指標被拉去引產的。
在對待第二胎生育的問題上，她有自己的一套靈活的原則。比如有的家庭是幾代單傳，或者頭一胎是女孩身體有些毛病的，雖然夠不上國家規定的大病鑒定標準，她都會給開綠燈。因為這些戶就是生了二胎，在群眾中反響也不大，她也會在鄉裏統計時給想辦法擺平。但遇到那些第三胎的或者是沒有什麼特殊情況的戶，她的態度是堅決的，決不會給任何戶開綠燈，她能把握住這一點，讓她在群眾中就有了很高的威信。
副村長高永昌是高中畢業後回村裏當幹部的，先任生產隊會計，後來又當了生產隊長，因生產隊的事情處理得很好，前幾年進了大隊的班子當了副大隊長，後來村級體製改革後，他也成了一名副村長。三十七八的年齡，高高的個頭，人也長的精神，又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所以他是村裏計生工作的主管，又是青年婦女們心中的偶像。
自從他主管了村裏的計劃生育後，工作做的還不錯，但就是不斷的傳出些閑言碎語。有人說看見他和某個婦女鑽到玉米地裏了，有人說他在辦公室裏拉著人家剛結婚小媳婦的手了等等，反正是傳的很邪乎，可誰也拿不出證據來，也沒有人來告他的狀，所以大家就都置之腦後了。因為在農村裏這種花邊的新聞層出不窮，對於這種“周瑜打黃蓋”的事情一般誰都不願去理會，弄不好會弄個出力不討好的結局，有時還會引火燒身的。
有一次一個老黨員很認真地給龍紹川談了這個問題，並且說的更邪乎，說什麼：“村裏人說高永昌利用計劃生育的事情要挾人家那些年輕婦女，要人家在村裏的計劃生育室裏陪他睡覺；還隨便給那些想生二胎的婦女許願，承諾給人家弄個二胎生育指標，多次在家裏奸汙人家，讓人家家人給堵在了家裏等等。”龍紹川是個涉世不深的人，他覺得不管事情真假，既然自己知道了就應該給高永昌提個醒，引起他的注意。
在一次個別和高永昌談工作的時候，龍紹川旁敲側擊的給高永昌說了這事，結果高永昌不但不承認，還很生他的氣，他對龍紹川說：“龍書記，沒想到你也相信群眾中傳的這種閑話，你手中有證據嗎？本來我就不願意管這村裏的計劃生育工作，你們非得要我管，結果那些被處理的對象為了報複，就到處散布一些流言蜚語來糟蹋我，你不但不為我撐腰，還相信這些話了。那好吧，從今天起村裏的計劃生育事情我不管了，你就另請高明吧。”龍紹川急的不斷地給他解釋，但高永昌還是撂挑子了。後來還是陳永年給高永昌談了幾次，他才勉強的又接住了這項工作。陳永年對龍紹川說：“男女之間的這種事情很複雜，隻要沒有人抓住證據誰都不會自己承認的。你給他提醒了，這說明你盡到了書記的責任，聽不聽在於他自己，等東窗事發了，他就後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