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勞乾買了四套房子,一套他和老婆孩子住著,一套給父母住,還有兩套出租,他經常在辦公室裏打電話給他的房客,關照一些注意事項,如浴缸是TOTO的鑄鐵浴缸,浴缸底部放了一塊橡皮墊子,叫房客不要嫌麻煩,如果用臉盆,一定要放在橡皮墊子上,免得把浴缸弄出刮痕來,他會定期上門檢查的。
大家都說,作為一名房東,吳勞乾的稱職遠遠勝過財務主管兼行政主管。
朱川發生車禍的時候,正值非典肆虐,酒樓、飯店、商場,就連馬路上的行人都少了一半,跟許多行業一樣,White齒科陷入了最困難的時期,往返上海的商務客人銳減,要知道,高級白領與商務人士乃是這類高檔診所的主要客源,雖說上海的情況還可以,據官方統計,確診病人不到十例,而在北京,非典來勢凶猛,高峰時每天有數十人被確診為非典病例,關進了小湯山的專門醫院,北京的White齒科受衝擊尤其嚴重,不得不關閉了一家診所。
光顧診所的病人銳減,這已是不爭的事實,Zoe發動醫生,利用空閑時間,給每一位來過診所的病人打電話,進行回訪,要知道,這些醫生都是從國營醫院裏出來的,在那裏,根本不用為有沒有病人而發愁,愁的隻是病人太多,累得連腰都直不起來,根本沒有回訪病人這種思路,要給他們灌輸新的理念。Zoe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有個台灣人,長年在上海,半年一次的洗牙,他不願意在上海解決,買了雙程機票飛回台北找他的牙醫,這僅僅是洗牙嗎?不,而是一次跟老朋友的愉快會麵。所以,我們要拋棄原來的思維模式,樹立新的理念——我不單是你的牙醫,也是你的朋友。
為了度過難關,診所在雜誌登的廣告上附折扣券,洗牙享受七折優惠,這一招果然見效,客人明顯多起來,肖妤還拉來了幾單大宗業務,如去新加坡國際學校為學生檢查口腔,這些學生都是在上海經商的外籍人士子女。就這樣,齊心協力,多管齊下,終於熬過了SARS肆虐的五月和六月。
很多日本人在上海工作,把太太、孩子也帶來了,太太做家務,孩子上學,這是一塊很大的市場,由於朱川在日本多年,不遺餘力地為診所開拓這塊市場,千方百計地拉關係、找朋友,取得了一些效果,每次有日本人來,朱川總是坐在醫生旁邊,用流利的日語為病人與醫生溝通。朱川的死,使得日本病人這一塊的收入銳減,診所急需日語人才,對此,吳勞乾與Zoe達成了一致,於是通過網上招聘,招進來一位姚枝子小姐,她是上海人,原是一家國營醫院的口腔醫生,辭職去日本讀MBA,在日本呆了七年,日文名字叫山口枝子。
應該說,無論專業還是日語,姚枝子都可以過關。吳勞乾很興奮,說以後凡是有日本病人,都給姚枝子來做,Zoe卻表示擔心,如果單說日語,姚枝子是綽綽有餘,畢竟在日本呆了七年,但離開醫生的崗位也是七年,技術等於荒廢了,要知道,在中國,哪怕你是最優秀的牙醫,一旦走出國門,就啥也不是了,你的學曆、你的從醫經曆,一概不被承認,連一個齒科助理都當不上,必須一切從頭開始,進醫科大學,考牙醫執照,所在,在日本的七年裏,姚枝子不可能接觸齒科這個行業。
吳勞乾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當醫生就跟騎自行車、學遊泳一樣,一旦學會就一輩子忘不掉了,他要姚枝子露一手,叫張鐵靜給她安排了洗牙的病人,沒想到一次普通的洗牙足足洗了兩個半小時,病人出了一身汗,姚枝子自己也是滿頭大汗,跟她搭班的護士米妮不住的搖頭,說一看姚枝子的手勢就知道她生疏得很。
出師不利,姚枝子也覺得很尷尬,她再三說自己能行,隻是有點生疏罷了,但作為醫務主管的Zoe,不敢把病人交給她,這是高檔診所,來的每一位病人都是上帝,不可能給你“實習”的機會,萬一有個差遲,再來一起投訴,那可怎麼辦?
於是,姚枝子隻能象翻譯一樣,坐在診所裏等日本病人上門,可那些日本人已經成了朱川的朋友,都是衝著朱川才來的,他們跟姚枝子並不熟悉,姚枝子的到來,沒能為診所找回那些流失的日本客人,吳勞乾的美好願望落了空。
時間一長,姚枝子在診所裏閑來無事,坐在電腦前,掃雷、紙牌、接龍,成了診所裏的遊戲高手,不過她最大的興趣還是購物,姚枝子是BURBERRY的品牌迷。
上海的BURBERRY專賣店在南京西路的梅隴鎮廣場,姚枝子每周至少去逛兩次,這裏的BlueLabel係列是在日本製造的,姚枝子反複比較著東京與上海的價格差別,最終買了一隻櫻桃皮夾。
她外出的時候,對吳勞乾說,去南京西路的商務圈拜訪日本客人,開拓市場,吳勞乾很高興,沒想到她所謂的“市場”就在BURBERRY專賣店裏。
費了好大的勁,阿壺才把大家的話題從吳勞乾、姚枝子、非典這些瑣碎的事情拉回到主題上來。
可不知道為什麼,三個人都對Zoe的死諱莫如深,好象怕招惹了什麼可怕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