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說，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正在等待一個什麼人降臨。回想起我，在我活過的三十年裏其實一直在等待。早年我曾奢望這個致命的人一定是位男子，智慧、英俊而柔美。後來我放棄了性別要求，我以為作為一個女人隻能或者必須期待一個男人這個觀念，無非是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約定俗成的帶有強製性的習慣，為了在這個充滿對抗性的世界生存下去，一個女人必須選擇一個男人，以加入“大多數”成為“正常”，這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但是，我並不以為然，我更願意把一個人的性別放在他（她）本身的質量後邊，我不再在乎男女性別，也不在乎身處“少數”，而且並不以為“異常”。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力，不僅體現在男人與女人之間，它其實也是我們女人之間長久以來被荒廢了的一種生命力潛能（這種改變是在我係統地研究了人類性別的多種可能性傾向和性別深處複雜的原始潛能之後，在我走訪了澳洲和歐洲的一些現代文明古國之後發生的）。但是他（她）必須是致命的，這一點無疑。
我知道這是一種緣分，刻意不得。也許忽然有一天在你並不期望什麼了的時候降臨。
正如同七天前，我乘飛機前往這座江邊山城的時候，我和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關係在機艙裏在一瞬間忽然產生一樣。我到江南這個城市當然是為了找到一個具體的人一我的朋友頊楠。我們曾在長途電話中磋商建立一個真正無性別歧視的女子協會，我們決不標榜任何“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的招牌，我們追求真正的性別平等，超性別意識，渴望打破源遠流長的純粹由男人為這個世界建構起來的一統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藝術的規範和準則。長久以來，我們始終在男人們想當然的規則中，以一神慣性被動地接受和適應，我們從來沒有我們女人自己的準則，我們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學藝術家硬朗的筆劃雕刻出來的簡單化的女人形象，我們的心靈曆程與精神史是由男性的“文性問懸’專家所建構。一些女性為了在強權的既成的規範中出人頭地努力迎合男人觀念中的“女性意識”。我和殞楠在談到這個3題時曾對此深深為我們的同胞姐妹遺憾。
在長途電話中，殞楠垮有幾個女性畫家朋友提議這個協會的名稱定為“第二性”。可是，我和殞楠一致覺得不好，這無疑是對男人為第一性的卽成準則的認同和支持。我們說來說去，最後終於達成一致，把這個女人的協會叫做“破開”。
我和尼克鬆的關係，就是七天前我投奔殞楠去籌劃“破開”時，在我登上飛機後不久忽然發生的。
當時，我找到我的座位17A時，已遍體疲憊，雖然飛機還在地麵跑道上滑行，我還沒有升天，但不知為什麼覺得太陽逼近了，有點頭暈眼花。我癱坐在位子裏想念著即將見到的須楠，想象她正安靜地坐在兀立江邊的那座兩層的小樓裏，麵朝百葉窗，江麵的睡意昏昏的小風從她那隻敞開的窗子湧進房間，在她的天花板顯得低矮的房間裏徘徊。牆壁上掛著一隻老式鍾表，她依然像以前一樣懶得去上弦，仿佛不相信時間和未來，她喜歡讓日子過得鬆弛而悠閑。我想象她坐在房間裏，沉著冷靜地吐出靛青色香煙霧氣的處驚不亂的樣子，想象她蒼白的臉孔和她洞悉世情的眼眸深處的滄桑。這種不慌不忙泰然自若的情態構成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無論在哪兒，都令她身邊的男男女女們環繞她時像歡快的小馬駒一樣熱情服順。
這時，飛機乘務小姐走過來，也許是因為我的臉色很難看的緣故，她問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說沒問題。然後，她遞給我一份報紙，是《人民日報》。這種報紙關心和報道的事情一般都比較重大，成篇整版的國策方針、社論講話總是使我感到自己熱衷的那些具體的或者個人化的問題太渺小，慚愧感常常使我幹脆不讀這種報紙。我每天總是搜羅一大堆邊邊角角的小報來讀，那些小報的顏色像我愛吃的發黑的全麥麵包，喂養著我蒼白的思想。這有點像我的人生定位，總是納人不到主流渠道當中去，總是在任何一種沸沸揚揚的潮流之外，在清寂的邊角小道獨自漫走。孤獨於我是一種最舒服最深刻的情感方式，它幾乎成為我生命血液裏換不掉的血型，與生俱來，與我相安為伴。
我把空中小姐送給我的報紙丟在身邊空著的座位上，鬆弛身體閉目養神。飛機正在跑道上顛動而呼嘯地滑動，於是我讓自己從頭到腳沉浸在奔赴一種深摯友情的震顫中。然後，我睜開眼睛按動右手扶把上的黑鈕，試圖把椅背向後傾仰，以便使那被長期的職業需要弄得僵緊的脊椎骨盡可能放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