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福爾摩斯麵對麵坐在貝克街他寓所的壁爐前。
他說：“老兄，生活比人們想象的要生動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們想都不敢想。如果我們能夠手拉手地飛出那個窗戶，翱翔在這個大城市上空，輕輕地揭開那些屋頂，窺探裏邊正在發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劃、鬧別扭以及令人驚訝的一連串事件，它們一代一代不斷地發生著，導致稀奇古怪的結果，這就會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開頭就知道結局的小說，變得索然無味從而失去銷路。”
我回答：“可我並不相信。報紙上發表的案件，一般地說，都很單調俗不可耐。在警察的報告裏，現實主義到了極點，必須承認，結果是既沒有趣味，也沒藝術性。”
福爾摩斯說道：“要產生實際效果必須運用一些選擇和判斷。警察報告裏沒有這些，也許重點都放到地方長官的陳詞濫調上去了，而沒放在觀察者認為是整個事件必不可少的實質細節上。毫無疑問，沒有什麼像司空見慣的東西那樣不自然的。”
我笑著搖搖頭說：“我很理解你這種想法。當然，由於你所處的地位，是整個三大洲每一個陷於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顧問和助手，你就有機會接觸到一切異乎尋常的人和事。可是在這兒——”我從地上撿起一份晨報，“讓我們作一次實驗，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標題：《丈夫虐待妻子》。這條新聞占了半欄篇幅，可我不看就知道這裏邊在說什麼。當然啦，其中牽涉到另一個女人、狂歡濫飲、推推搡搡、拳打腳踢、傷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東太太等等，即便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這更粗製濫造的東西了。”
福爾摩斯拿過報紙，粗略地掃視了一眼，開口說：“其實，你舉的例子，對你的論點來說是很不恰當的。這是鄧達斯家分居的案子，發生時，我把同此案有關的一些細節弄清楚了。丈夫是絕對的戒酒主義者，沒有別的女人；被控的行為是，他養成了一種習慣，在每餐結束時，總會取下假牙朝他的妻子扔去。你會覺得，這件事在一般講故事者的想象裏是不會發生的。醫生，來點鼻煙，你得承認，從你舉的例子來看，我贏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舊金鼻煙壺，壺蓋的中心嵌上了一顆紫色水晶。水晶的光彩奪目跟他的樸素作風和簡單生活形成了鮮明對照，因此我不得不評論。
“嗬，”他說，“我忘記有好幾周沒見你了。這是波希米亞國王為酬謝我在艾琳·艾德勒一事中幫了他的忙而送的小小紀念品。”
“那個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光輝奪目的鑽石戒指問道。
“這是荷蘭王室贈給我的，因為我給他們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使是對你這麼一位一直誠誠懇懇把我一兩件小事跡都記述下來的朋友，我也不方便透露。”
“那麼，目前你手上有沒有什麼案件？”我很感興趣地問。
“有那麼十一二件，但沒有一件特別有趣的。它們是重要的，你了解，但是並不有趣。的確，我發現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裏倒有值得觀察和機敏分析因果關係的餘地，這樣的調查工作就很有趣味了。罪行越大，往往越簡單；因為罪行越大，一般地說，動機就越明顯。這些案件中，除了從馬賽來要我辦的那個案件頗為複雜以外，其他的就沒有一件特別有趣的了。不過，也許再過一會兒，就會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門來，因為如果我沒有大錯特錯的話，現在又來了位委托人。”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拉開了窗簾的窗前，朝下看著那灰暗而蕭條的倫敦街道。我從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對麵人行道上站著一個高大的女人，頸上圍著厚毛皮圍脖，插著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的寬邊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賣弄風情的姿態，歪戴在一隻耳朵上麵。如此盛裝之下她卻神情緊張、遲疑不決地向上窺視我們的窗子，同時身體前後搖晃著，手指煩躁不安地撥弄著手套的紐扣。突然，她像遊泳者從岸上一躍入水那樣，急遽地穿過馬路，接著我們就聽到了一陣刺耳的門鈴聲。
福爾摩斯把煙頭扔到壁爐裏，說：“我以前見過這種征兆。在人行道上搖搖晃晃經常是意味著發生了色情事件。她想征詢一下別人的意見，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應把這樣微妙的事情告訴別人。就在這點上也要加以區別。當一個女人覺得一個男人做了很對不起她的事時，她就不再搖晃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門鈴線都快給你拉斷了。現在這個我們可以看做是一樁戀愛事件，不過這個女子並不怎麼憤怒，她隻是迷惘或憂傷。好在她親自登門造訪，我們的疑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說著，就有人敲門，穿著號衣的男仆進來報告說瑪麗·薩瑟蘭小姐來訪。話音未落，這位女客就出現在他那穿著黑色號衣的矮小身材後麵，仿佛隨著領港小船揚帆而來的一艘商船。福爾摩斯以他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禮的非凡態度歡迎她，他隨手推上門，微微鞠躬，請她坐在扶手椅上，片刻之間，就用他特有的那種漫不經心的神態打量了她一番。
他說道：“你眼睛近視，還要打那麼多字，不覺得有些費勁嗎？”
她回答說：“開始的確有點費勁，但是現在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體會到他這問話的全部涵義，十分震驚，抬起頭來仰視著，她寬闊而性情和善的臉上露出害怕和驚奇的神色。她叫道：“福爾摩斯先生，您聽說過我吧，不然，您怎麼知道這些呢？”
福爾摩斯笑著說道：“不要緊，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一些事情。也許我已經把自己鍛煉得能夠看到別人忽略的地方。不然，你怎麼會來請教我呢？”
“先生，我是從埃思裏奇太太那裏知道您的。警察和大家都認為她的丈夫已經死了而不再去找了，但您卻毫不費力就找到了。哦，福爾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這樣幫助我。我並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得的那一點點錢之外，憑我自己繼承的財產，每年還有一百英鎊的收入。隻要您能幫我查到霍斯默·安吉爾先生的消息，我願意全部給您。”
福爾摩斯問道：“你為什麼這麼匆忙地離開家來找我呢？”他指尖頂著指尖，眼睛望著天花板。
瑪麗·薩瑟蘭小姐有些茫然若失的臉上再一次出現了驚訝的神色。她說：“是的，我是突然出來的。因為我看到溫迪班克先生——就是我的父親——對這事毫不關心，這讓我非常氣憤。他不肯去報警，也不肯來您這，最後，因為他什麼都不幹，隻是不斷地說，‘沒事，沒事’，使我非常冒火，我穿上外衣，就立刻趕來找您。”
“你的父親，”福爾摩斯說，“一定是你的繼父，因為你們不同姓。”
“沒錯，是我的繼父。我叫他父親，盡管聽起來很可笑，因為他隻比我大五歲零兩個月。”
“你母親還健在嗎？”
“是的，我母親還健在。福爾摩斯先生，我父親剛死不久，她就重新結婚了，而且男的比她幾乎年輕了十五歲，這讓我很不高興。我父親是在托特納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遺留下來一個相當大的企業，這個企業由母親和工頭哈迪先生繼續經營。可是，溫迪班克先生一來就迫使母親出賣了這個企業，因為他是個推銷酒的旅行推銷員，地位很優越。他們出賣商譽連同利息，共得四千七百英鎊。如果我父親還活著，他得到的錢數肯定會比這個多得多。”
我本以為福爾摩斯對這種雜亂無章和沒頭沒腦的敘述會感到厭煩，誰知剛好相反，他聚精會神地傾聽著。
他問道：“你自己的這一點兒收入是從這個企業裏得來的嗎？”
“啊，不是的，先生。那是一筆另外的收入，是在奧克蘭的奈德伯父遺留給我的，是新西蘭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額是二千五百英鎊，但我隻能動用利息。”
福爾摩斯說：“我對你說的很感興趣。既然你每年有一百英鎊那樣一筆巨款，加上你工作掙的錢，你可以旅行，過著舒適的生活。我相信，一位單身女士隻要有大約六十英鎊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福爾摩斯先生，哪怕比這個數目小得多，我也能過得很好。不過，您可以想想，隻要我住在家裏，就不願意成為他們的負擔，所以當我和他們住一起時，他們就會用我的錢，當然，這隻不過是暫時的。溫迪班克先生每季度都會把我的利息提出來交給母親，我覺得光用我打字掙的那點錢我就能過得很好。打一張掙兩便士，我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張。”
福爾摩斯說：“你的情況你已經跟我說清楚了。這位是我的朋友華生醫生，在他麵前可以跟在我麵前一樣，談話時不必拘束。請你把你同霍斯默·安吉爾先生的關係全都告訴我們吧。”
薩瑟蘭小姐臉上泛起了紅暈，緊張不安地用手撫弄短外衣的鑲邊。
她說：“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煤氣裝修工的舞會上。我父親在世時，他們總會送票給他。之後，他們還記得我們，把票送給我母親。溫迪班克先生不願意我們赴舞會。他從不願意我們去任何地方，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禮拜，他也會很生氣的。可是這一次我下定決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麼權利阻止我呢？他說，父親的所有朋友都在那裏，我們結識那些人不合適。他還說，我沒有合適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長毛絨衣服，幾乎從沒從櫃子裏拿出來穿過。最後，他沒有別的辦法，為了公司的公事去了法國。母親和我就隨著從前當過我們工頭的哈迪先生一起去了，就是在那裏我遇見了霍斯默·安吉爾先生。”
福爾摩斯說：“我想，溫迪班克先生從法國回來後，對你去過舞會的事一定非常惱火。”
“啊，可他的態度倒很不錯。我記得他笑笑，聳聳肩膀，還說不讓女人做她想做的事是沒有用的，她總是想幹嘛就幹嘛。”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氣裝修工舞會上遇見一位叫霍斯默·安吉爾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晚我遇見了他。第二天他來訪，問我們是否都平安無事地回到家裏。此後，我們見過他……福爾摩斯先生，我是說，我同他一起散過兩次步，但此後我父親又回來了，霍斯默·安吉爾先生就不能再來我家了。”
“不能嗎？”
“對啊，我父親不喜歡那樣的事。要是可以，他會極力不讓任何客人來訪，他總是說，女人應當安於同自己家人在一起。不過我卻常常對母親說，一個女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小圈子，但我自己還沒有。”
“那麼霍斯默·安吉爾先生呢？他有設法來看你嗎？”
“哎，父親一星期內又去了法國了，霍斯默來信說，在他走之前彼此最好不要見麵，這樣更保險。在這期間我們保持通信，而且他每天都有信來。我一早就會把信收進來，沒必要讓父親知道。”
“這時候你和那位先生訂婚了嗎？”
“啊，是訂婚了，福爾摩斯先生。在第一次散步後我們就訂婚了。霍斯默·安吉爾先生……是萊登霍爾街一家辦公室的出納員，而且……”
“什麼辦公室？”
“福爾摩斯先生，最大的問題就出在這裏，我不知道。”
“那麼，他住哪？”
“就住在辦公室。”
“你竟然不知道他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