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的結末說：
讀斯篇者，當已能略察翻譯事業與一國文化關係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譯時期至矣。從事於此者，宜思如何乃無愧古人也。
梁先生這篇文最初載在《改造》上，他所謂“第二度之翻譯時期”，大約指“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時期而言。這時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紹西方文化；翻譯的文書，日出不窮。梁先生的話，正是對此而發的。我們的新文化，不用說，全是“外國的影響”；而外國的影響又幾乎全是從翻譯的文書來的。
翻譯事業的重要，蓋可想見。雖然西方文書的翻譯，明末清末兩個時期中均已有之，但譯手之眾，譯籍之多，流行之廣，和我們的時期相比，究竟差得太遠了。在我們這時候，翻譯的文書幾乎成了知識的唯一的泉源；每一書出，均有人手一編之概。但近一二年來，情勢卻頗有變異。變異的原因：是一般的對於翻譯的不信任，二是國學的盛興。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譯文譯書，其“糟糕”是“有目共賞”，“有口皆碑”，不用我說的。我們所要的是質好，不是量多。
量多是沒有用的，吃兩個壞雞子兒，不如吃一個好的；而吃三個壞的比吃兩個壞的更壞！我們的翻譯者，實在太不檢點了！一般人乘著思潮轉變的機會，利用“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情勢，不量力，不選擇，不研究，不慎重下筆，隨便檢起一本從未讀過的書便譯，隨讀隨寫，寫了便算，寫完便印。書到讀者的手裏，他們決不會逐句看懂，隻好囫圇吞棗地念過，得些模糊影響的大意，便算受用。這樣隻是白糟踏了兩方麵的時間精力，於學問的前途是絲毫無補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對於翻譯的抨擊——無法辯解的抨擊。翻譯（除了極少數）的不足信任，漸漸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譯的權威便墜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實在是翻譯事業的致命傷！
國學的盛興事實上雖影響了翻譯事業；但據我想，這件事到底不會阻礙翻譯事業的，若一般人不像現在這樣不信任翻譯。我願意將翻譯事業和國學運動看得同等重要，各由勝任的人負責做出；兩者斷乎不致相妨的。還有，在文學的範圍裏，郭沫若先生曾說過創作比如處女，翻譯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遠不如做處女的好。關於這個問題，已有過好多討論；我寧願將兩者平等看待，因為外國的影響如新鮮的滋養品，中國要有一個新的健壯的身體，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說，要了解西方文化，讀原文書，豈不確實得多！翻譯無論如何好，總比原文差；費力不討好，何取乎此呢！根本辦法還是設法普及外國文要緊！這話也未嚐無理。但外國文的普及，不是一時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問。即如日本，外國文是比中國普及了，但他們的翻譯事業仍舊是日新月盛——歐美新出的書，一年或幾個月便會有譯本出現。原來外國文的普及究竟沒有本國文的普及容易；要圖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還不能不靠翻譯做捷徑。中國連本國文的普及還早得很呢，更不用說外國文，翻譯自更不可少。還有，翻譯能夠使外來的學問漸漸變成本國的；因為記載，說理，既都用本國文，術語也用本國文字綴成，這樣，外來的思想自然便逐漸成至本國思想之一部。本國人對之，便有親切之感，研究的會多起來，新的創造也便會來了。佛家哲學之在中國，就是一個顯例。我這隻是就一般的情形說；並非就一個人或一部人說——在他們，用外國文或本國文，與學問的創造是無關的。我隻說，因翻譯而得著許多確當的新術語和新文體，可使一般人有所憑借而樂於去治新學問，找新發現。但現在的翻譯，還早得很呢？
翻譯事業之所以衰敗，我在上麵已略說其因，其過全在翻譯者。一般的翻譯者，外國文程度實在太淺，他們還不能辨明字的用法，還不能辨明句的構造，就動手翻譯名著。他們翻譯文學書，但他們對於那些書的作者並未了解；他們翻譯哲學書，但他們對於那些書的作者的思想係統，並未明白；他們翻譯科學書，但他們對於科學並未有過詳細的研究。但這樣還算好的，他們有些人壓根兒就沒看過他所要翻譯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