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刁民”，國人都不陌生。無論正書還是野史，均有記載。隻是眾“刁”之首，當告獎和造反。所以，在“民”字之前加個“刁”字，曆來都是官家的專利稱謂。
舊時代出“刁民”，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情，不想當今社會，也出了一個“刁民”。這個“刁民”名叫呂福山，是西安市的一名人力三輪車夫。他被稱“刁”是因為自一九九八年十月以來，他先後告過二十個單位，並且大多是官家機構的權力機關，如：交警隊、稅務所、派出所、街道辦事處、法院等等。
民敢告官，確實夠“刁”。但一個三輪車夫，靠的是賣苦力、量地頭吃飯，“刁”到非要告官的程度，顯然既非天生的愛好，也不是癡心的追求，更不是刻意的顯擺：
他告過兩家醫院，是因為他們多次賣給他假藥；他告過街道辦事處，是因為街道辦事處在沒有行政處罰權力的情況下，強行扣他的車，罰了他四十元；他告區法院，是因為按規定隻能收他八十元訴訟費，這家法院卻收了他一百五十元；他曆時三年之久，至今仍死告交警隊，是因為交警隊多次扣壓、沒收他的三輪車，但這種處罰依據的規定，壓根兒就沒有法律效力……
很明顯，呂福山之所以告官，是因為“官家”中有人“欺負”他；若沒有人“欺負”他，一個普通老百姓，豈敢對“官”放“刁”，又怎會獲得“刁民”的“殊榮”？
發人深省的第一點是，呂福山在短短的幾年間共告過了二十多個單位，這意味著許多單位侵犯了他的合法權益（他沒告過的單位，也不一定不存在這一問題）。這使人的心情十分沉重：一個普通的三輪車夫，在短短的幾年裏，就受到這麼多“欺負”。那麼，其他地方又有多少像呂福山這樣的老百姓，這些年來，一共受到多少這樣的“欺負”啊！
再看欺負呂福山的那一方，其中除了兩家醫院以外，大多數是一些國家的權力機構和行政單位。這又說明：國家工作機關裏的一些官員和個人的違法亂紀。已經成為阻擋當今法製建設的重要障礙，這使我們的民主和法製建設進程，形勢嚴峻。任重道遠。正是他們的違法亂紀，魚肉百姓，製造了社會矛盾，激化了官民對立，迫使一些“順民”變成了“刁民”。
對於呂福山的行為，包括他那蹬三輪車的同行和他親姐姐在內的大多數人不讚成，不支持，隻表同情，但不同行。確實，呂福山告官，力量懸殊太大了，付出的代價太重了，幾年來雖也獲得了四千多元的賠償，但總的趨勢是日子越告越窮。悲涼的結局掩蓋了法律的光輝，暗淡了眾多受害者的雙眸，使他們看不到希望，怯而縮步。這是幾千年來國人的性格的縮影和延續，也是當今時代的困惑和迷茫。但是，呂福山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讀了不少書籍，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識。甚至背熟了法律條款。法律造就了這個“刁民”，給他撐了腰，壯了膽，使他始終不死告心，不改“刁性”，沒有絲毫猶豫和後悔。法律賦予一個普通公民如此頑強的意誌和非凡的膽量，是法律之無上尊嚴與威力的擴展和展現，也是這個時代覺醒的標誌和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