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工作的時候，有一天夜裏突然肚子疼，急送醫院。醫院掛號處護士問我的駕照號碼，我未把駕照帶在身邊。
又問住址和電話號碼，這我還記得。她飛快地記錄下來，立即扶我進了治療室，看她認真著急的樣子，好像她的父親病了。次日出院，我問如何結賬。她說會把賬單寄給我的。我就這樣地走了。她向我揮手告別，一臉欣慰。
諸如此類的事情遇到了幾次，就請教一位老華人。他告訴我，西方人和中國人不同，他們和陌生人交往，一上來先相信你，如果上了當，就永遠不會再信你了。我們中國人則相反，和陌生人交往，先是不信任，必須經過仔細觀察和多次考驗之後才肯相信。
我們有許許多多強調誠信的聖人之言和民間俗語，“仁義禮智信”，裏麵就有“信”，又說“人無信不立”，民間經驗性的話就更多，不能一一列舉。我二十歲離開家，北上求學，母親千叮嚀萬囑咐，說得最多的是防止上當，特別是事關錢財的時候。她告訴我：“銅錢銀子，左手不托右手，外甥不托娘舅”。
其實，那時候我口袋隻有二十元人民幣。這樣的民族心理，大概隻有在看多了欺詐的社會裏才能孕育出來。作為炎黃子孫，如此詆毀自己的民族，真是罪過，但別無選擇，不是說“實事求是”嗎？
現在又是誠信出現危機的時候。商業誠信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原本說“兔子不吃窩邊草”，現在是連窩裏的草都吃。
政治誠信也大成問題。某省前交通廳廳長張俊元去年9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大談“用好手中的權，切記‘慎獨’二字”。他還發明了一個公式：100（政績）-1（腐敗）=0（功勞）。文章發表不久即被雙規。唉，誠信！
我怕聽這樣的人講話。他們一上台，我就上廁所。人有三急，上廁所不犯錯誤。我知道，我應該裝出洗耳恭聽的模樣，最好刷刷刷地記筆記，如果做不到，也可以閉目養神。但我是真上廁所。我有病，精神受不得刺激，一受刺激，肚子就嘰裏咕嚕地響。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們的一些人的缺乏誠信，與漫長的小農經濟曆史有些關係。密集的人口擁擠在一方方土地上，各顧各，為蠅頭小利互相欺詐。
事情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自然不光是遠因所致。它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更兼風寒邪濕的侵淩。
它所受的第一打擊是“文革”。那年頭，人的感情可以用虔誠來形容，可包袱一抖開，卻讓人大失所望，大呼上當。當時有一句話歸納得很好：“運動群眾”。
誠信所受的第二個打擊是腐敗。那些腐敗分子心裏根本沒有馬列主義，沒有江山社稷，也沒有人民群眾，為了謀取權力，必須鍛煉說漂亮話的能力和技巧，或者故作深沉，或者慷慨激昂，迷惑上邊，也迷惑下邊，而且往往能得逞。
《狼來了》的故事已經失去教育警示的作用，因為眾多的騙子成功了，耀武揚威，活得好滋潤。
一種行為，一旦變得社會化和風俗化，再想改變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辦法當然不是沒有。羊群有頭羊，我們就抓幹部：把是否說真話列入幹部考核範圍，一次警告，二次警告，事不過三，第三次處分，並且張榜公布，說明某人因說假話被處分了。
詩聖杜甫有詩雲：“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我沒有這樣的大誌，一個退休老人，心有所感，說說而已。
【作品賞析】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講求誠信乃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修辭立其誠”、“言必信，行必果”這類古老的格言警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進而培育了光照千古、澤被萬世的中華精神文明。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強。新的時代依然呼喚誠信，誠信如不沉的方舟，托起人類的精神家園。我們應把誠信揣在胸膛。用誠信構建一個更加文明、美好的世界。
誠信作為一種道德規範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成為我們與人相處、互愛互助的基礎，深深地積澱在現代人的生活和意識裏。然而，我們不能忘卻幾年前的貴州假酒案、重慶的虹橋慘案，以及去年衡陽大火奪去的二十個鮮活的生命……一樁樁、一件件不勝枚舉的摻假、製假，草菅人命的悲劇，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一個信用缺失、道德淪喪的國度，不可能有快速、持續發展的經濟。誠信的缺失不僅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還會對個人的生活產生負麵的影響。針對這種現象，作者不得不憂心忡忡地發出“商業誠信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的呼聲。
幹工作講的是誠信，修身養性講的是誠信，與人交往同樣要講誠信。倘若你終其一生，也沒有真正信任過一個人，那麼你永遠也無法享受愛的甘甜和人間的溫暖。試想：笑臉握手的背後捅刀子，相互擁抱的背後挖陷阱，那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人間煉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