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謝青第一次來到巴黎，這個時候距法國大革命已有兩百多年。謝青沒讀過維克多·雨果那本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名著《九三年》，也不知道有法國大革命這件事。他甚至也沒察覺到一九九三年將是他時來運轉的關鍵性一年。僅僅一個多禮拜前，他在中國南方崎嶇不平的沙石公路駕駛著沉重的集裝箱大貨車時，心裏對遙遠的法蘭西共和國還充滿著一種莫名的嫉恨和憤怒。但是一切就如鬼使神差，在九三年的這天上午，按照車隊調度室的安排他這忽應該在東灣港碼頭拖貨櫃，誰能想得到，此時他卻坐在波音747客機靠窗的一個座位上，呼嘯著降落在戴高樂機場。
謝青一走下飛機懸梯，馬上有兩個穿製服的法國警察走過來，還有個穿西裝的華人譯員隨後。他們檢查過謝青的護照核準身份後，即讓他坐進一輛大警車後排，飛速離開了機場。
車內空間很大，有一種皮革的氣味。沒有一個人說話。那個香港口音的譯員像機器，隻有在警察問話時才開口翻譯。謝青側臉看著窗外飛閃而過的的建築物，並沒看到想象中的摩天大廈，隻是些陳舊的房子。不過他還是看見了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路上很少行人，十字街頭沒交通警察，到處開滿了鮮花，連電線杆上都裝飾著花籃。他看了看擋風玻璃上方的後視鏡，發現前座上的法蘭西警察正從鏡裏看著他，謝青把視線避了過去。
“我們現在去哪？”謝青用胳膊肘碰碰旁邊的譯員，問。譯員往邊上退縮，對他的這種身體接觸行為顯示出不快。
“去巴黎警察局十五分局。”他回答。
“她在那邊嗎？”謝青問。
“到了那裏你就知道了。”譯員機械地回答。
車子裏又是一片沉寂，這種沉寂加深了謝青對即將麵臨的事情的不安。
“這個車子是什麼牌的？”謝青想擺脫車內僵硬的氣氛，試探著又提了個問題。
“你說什麼？”譯員聽不明白。
“我是說這部車子是什麼廠牌。”謝青出於專業駕駛員的職業性，還是對汽車有興趣。
譯員探頭問了下前座的警察，然後說：“這是PEUGEOT，在你們大陸叫‘標誌’。”
謝青點了點頭。他想起了在廣州有個合資的“標誌”車廠，原來法國警察也用這車的。
他看到開車的警察把著方向盤的手，覺得有點手癢。他有這樣的習慣，隻要在開動的車裏，把著方向盤的應該是他的手。他不習慣讓別人把著方向。
車子開了大概一小時，在一座灰色的堡壘式建築物前停下。
謝青下了車，看見門口站著幾個穿著防彈衣，端著衝鋒槍的警察，門廊上方飄著法國三色國旗。帶他來的警察出示一種牌證，那玻璃門就自動開了。一進去，裏邊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地麵是堅硬的水磨石英。兩個法國警察的皮靴踏在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音，在長廊裏回響。在這盡頭，是一扇不鏽鋼的大門。警察在門邊的一排鍵盤上按了幾個數字，門自動開了。撲麵而來的是一種福爾馬林的氣味。
一個穿白衣的碧眼女人出來迎接，帶他們走進一個房間。房間裏很冷，中間有一張活動的床。上麵睡著個人，蓋著雪白的被單。碧眼的女法醫掀開了被單一角露出死者的頭部。現在，謝青看到了三年多未見的楊虹。她似乎睡得很深沉，臉色發青，嘴角還帶著那種任性和嘲諷的曲線。謝青隻覺得一陣忍不住的悲傷，眼淚大串大串掉下來，盡管在一個禮拜前他還是如此強烈地怨恨著她。他伸手摸摸楊虹的臉，她的臉像大理石一樣冰涼堅硬。
“你認識這個女人嗎？”法國警察通過譯員問道。
“是的，我認識她。她是我的妻子。”謝青回答。
“她叫什麼名字？”
“她姓楊，木易楊。叫楊虹。”
那翻譯轉著眼睛想了半天，翻不出一個字來。他有點不快地說：“你說的木易楊沒有意義。請你用拚音。”
謝青想想也是，這個翻譯怎麼也難以翻譯“木易楊”的意思給法國佬聽。
“你記得她的出生年月嗎？”
“1954年8月15日。”謝青能這樣清楚記得這個日子很大原因是因為這個日子和農曆中秋節一樣。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的？”
“一九八五年。”
警察經過一串盤問，似乎對謝青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的回答證實了他的確是死者法律上的丈夫。現在，警察對著譯員咕嚕咕嚕說了一大串話。譯員翻出來的意思是這樣的：
死者楊虹三年前進入法國，持有法國居留證，住在巴黎郊外的維納柰爾鎮。在靠近大西洋的海邊小鎮瓦茨擁有一個小生意。十天前，楊虹在深夜時分開車從一個小山坡下來，在一個轉彎處車子衝出公路，掉進路邊的小河裏，沉沒在約三米深的河底。她剛掉到河裏時，車廂裏還沒進水，還有空氣。她打出了911的求救電話。當警察在河底找到她的車子，車子已完全進水，她已溺斃。
謝青發呆似地聽著，楊虹怎麼會這樣死掉呢？她為什麼要在深夜時分獨自開車？是什麼原因車子會衝出公路？她在水底下怎麼還可以打電話？那譯員見謝青在發愣，就停了一下，問他聽明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