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踏青習俗，始於唐、盛於宋。歐陽修《踏青》：“南國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北宋詩人張先有“芳草拾翠莫忘歸，秀野踏青來不定”的佳句，描繪郊野踏青遊人往來不絕，婦女乘春遊之際采擷花草，時已黃昏仍流連忘返的盛況。而宋代詩人吳惟信則更生動地勾畫出人們遊春的動人場麵：“梨花風起正清明，遊子尋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柳屬流鶯。”古代的清明節，在民間還進行踢球、射柳、放風箏、蕩秋千等有益的體育活動。宋人黃峪的“未到清明先焚火，還依桑下係秋千”，道出了蕩秋千成風。清代高鼎的“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成為吟詠風箏之絕唱。
宋代王禹偁的《清明》詩，不寫踏青飲酒，而寫一貧士乞得鄰家煙火、借火讀書的發奮精神：“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燒窗分與讀書燈。”宋代黃庭堅的《清明》詩：“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郊自生愁。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餘驕妄婦，士甘焚死不公侯。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詩人以清明掃墓想到人的生死問題，進而有感於人生的價值，表現了詩人曠達之中包含鬱勃、不願與俗沉浮的兀傲之氣和對仕途賢愚混雜的憤慨之情。唐代詩人張繼在《閶門即事》一詩中則寫道：“耕夫召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窺郡郭，清明幾處見新煙。”在詩人筆下，人間天堂的蘇州，清明時節卻是一片田園荒敗的淒涼景象，反映了作者對封建統治者“召募”的不滿，對勞動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春醪集》中淚與笑
在春雨瀟瀟中，我漫讀著梁遇春隨筆，揣摩他獨特的“觀察點”。正如他在《英國小品文選》譯注中說：“做小品文字的人最要緊的是觀察點，無論什麼事情，隻要從新觀察點看去，一定可以發現許多新的意思，除去不少從前的偏見，找到無數看了足以發味的地方。”他隨筆中處處閃爍著驚人之語，讓我回味無窮。
梁遇春是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初散文創作領域的一顆慧星。他於1922年入北京大學預科，1928年在北大英文係畢業，先後在暨南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1932年逝世，他留下了二十種翻譯作品和兩本散文集（《春醪集》、《淚與笑》）。這些議論知識和人生的雜文存在著驚人的矛盾。他憎惡社會現實的黑暗，鄙棄醉生夢死的寄生生活，痛恨知識界中的“紳士”、“君子”們不苟言笑、謹小慎微的死氣沉沉、灰色平庸的作風。他熱愛生活，渴求光明和進步，卻又遠離革命和人民，找不到光明進步之路；他有淵博的西方資產階級曆史、文化知識，但對最先進的哲學思維卻一無所知，便限製了他在思想王國的自由馳騁；他有強大的智力和窮盡人生奧秘的追求，卻缺乏洞察人生底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這與作家的個人經曆和世界觀是分不開的。
追溯梁遇春的思想淵源，可歸咎於蒙田“懷疑論”思想的深刻影響。“懷疑論”思想具有矛盾的“雙重性”：政治上反對獨裁專製，主張政治民主；哲學上反對獨斷論，主張百家爭鳴；思想上反對昏昧、保守、僵化、迷信、盲從，崇尚理性精神，鼓吹思想解放和獨立思考；但也有消極的一麵，政治上表現無政府主義，哲學上導致不可知論，思想上虛無迷惘，悲觀厭世，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這一切都統一在梁遇春身上，形成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雖然梁遇春思想十分駁雜，自相矛盾，但他的雜文有許多新穎可喜的見解，他總是嘔心瀝血對某個問題的獨特和微妙的感受，談出一些驚世駭俗的新見解。這是其隨筆的優點，也是其隨筆的缺點，兩者緊密結合，形成了他雜文的“二律背反”。
第一，表現在他對知識界的獨斷、平庸、盲從的批評，大膽提出獨立思考、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鼓吹理性的批判精神。譬如在《“還我頭來”及其他》中，他痛感當時知識界中許多沒有個性的人，不會獨立思考，隻會人雲亦雲地複述別人未必懂、自己根本不懂的俗透了的大道理的不幸，便代表他們向社會發出大聲疾呼：“還我頭來！”這篇隨筆提醒我們肩膀上扛著的腦袋是用來獨立思考的，要有朝氣蓬勃的創造精神。在《知識販賣的夥計》中，他嘲諷當時知識文化界的名流學者、教授，不過是“知識販賣所裏的夥計”，“他們把知識的源泉--懷疑精神--一筆勾銷”，這樣，“人們天天嚷道天才沒有出世，其實是許多天才遭了這班夥計的毒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