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年頭好兆頭》(1 / 3)

晚上一般來說是打牌。偶爾周末什麼的也在教室裏跳跳舞。這些男人們在這裏關了十幾天,整天想麻將都想瘋了,但還是克製著不敢打(那玩藝兒聲音太響,而且名聲不佳)。他們最多打打撲克,輸了的人總是不服氣,賭咒發誓出去後一定要在麻將上見個高低。

高雪不會打麻將,但也和不少學友預訂了聚會的時間。她和小X小F花班長約定,正月初五在“寒舍”集中,在品嚐她的烹調手藝後,再在撲克上一決雌雄。他們都相當認真地把時間記在了小本本上。

剛搞舞會時還擔心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女同胞要累癱了,想不到跳起來竟然足足有餘。這批學員大都是鄉村幹部,除了會看熱鬧、瞎起哄,不知華爾茲、布魯斯為何物。

花喜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他還算好的,還敢吹吹牛皮,說在外國的賓館裏讓小秘專門教過幾回,混在人群裏混水摸魚沒問題,結果發現,他的水平連大兵上操都不如,身體僵硬得像一張老式沙發,搬都搬不動。不過,什麼事情他都敢吹、也敢做。有人看見他每天中午不睡覺,一個人關在教室裏“上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練得滿頭大汗,像剛從澡堂裏爬上來似的。

不過,他們這班人玩歸玩,鬧歸鬧,該正經的還是比誰都正經。每天早晨都有人搶早起來,打掃整個樓的衛生。所有的玻璃都被一遍遍地擦,幹淨得像沒了玻璃。每個宿舍都弄得整整齊齊、有邊有角、光潔可鑒。他們一邊整還一邊發牢騷,說在家裏,一年加起來也沒有這兒幹得多。

上課是絕對安安靜靜,認認真真(靜得教室裏像沒坐人)。每個人都是聽得如饑似渴的樣子——如饑似渴地往本本上記,不管你講得什麼內容,聽得懂聽不懂。碰到那些思想比較解放的老師(比如省黨校來的)敢講話,帶頭對現實不滿,瞎發牢騷,他們也是聽得極投入、記得極投入。一下課,就有人搶著上去擦黑板,給老師遞煙倒茶,把老師沒頭沒腦地吹捧一番。凡來黨校上課的老師,沒一個不說這個班好。

這些在社會上跌打滾爬熬出頭的人,最寶貴的財富就是這個——知道自己在何時何地該怎麼做人。而這些,正是高雪在學校培訓的最大收獲。

放血

高雪絕對沒想到,自己在離開黨校後還那麼鑽心地想念那兒的生活。

曾經漫長得嚇人的五十天竟過得那麼快,不知不覺的,像是什麼人在眼皮底下把它偷走了一樣。

高雪從學校一回到文化館,就被上麵提為科長助理。沒等高雪把電話打出去,那批黨校的同學就一個接一個地把祝賀電話打了進來,要求“高科長長”自覺地放點血,並告訴她,已經放了某某的血——血放的越多,升的才越快。

他們這方麵的消息從來是十分靈通的,靈通得叫人懷疑有鬼神相助。有的還有“預報”功能,往往比電台的天氣預報還要準。他們像一隻隻報喜的喜鵲,不會漏過一點一滴的好消息。在電話裏,高雪聽見他們的語氣比剛升了官的自己還要高興,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為之感動的。

自從黨校“畢業”以後,高雪就沒有寂寞過。這批同學吧,不是今天你升了,就是明天他提了,就算不升不提,也喜歡找個理由(或者什麼理由沒有),互相請吃請喝請跳舞。單說花班長花木蘭就往高雪這兒打過不下五十個電話,說冬天了,一定要到他那裏去吃羊肉的,不去就是看不起他,說小X小F都去過兩三次了。

有一次,花木蘭一直把小轎車放到了文化館門口,硬有強行綁架的意圖,後來見高雪有事實在走不開,才不無遺憾地丟下兩大包燒好的“佛跳牆”(紅燒羊肉),怏怏不樂地走了。每次電話裏,他都忘不了對高雪說這樣兩句話:一、等你高升的時候一定要請我的;二、正月初五的約會一定不能更改的。高雪自然是唯唯喏喏、保證了又保證。

高雪“高升”的這段時間,花木蘭出國做生意去了,一去就是三十多天。這期間,高雪幾乎請遍了所有三十八位同學,卻一直沒有聯絡上花木蘭。高雪心裏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放不下,就打電話給小F,想約他一塊兒到花明鄉去,去看看我們的花木蘭,花班長。

那個不好的消息就是小F在電話裏告訴高雪的。小F說的有點含糊其辭,說花喜出了點小事,等一段時間再說。在高雪百折不撓的追問下,小F終於又交待出花喜正押在看守所裏。高雪急了,說一定要他陪她去看看他。小F說這種事你還是不要去的好,他不會樂意你們女同胞去看他的。小F還再三要小“高科長”放心,說他和公安方麵很熟的,一定會照顧好他的,大家也會全力以赴幫他的忙。

三缺一

到了正月初五這一天,小X小F按約到高雪家來了。酒席間自然全是談花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