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同二弟提起，他笑著沒有異議。過幾天同舅母提起，舅母說：“我倒是無所謂，不過六妹還有一年才能畢業大學，你問她自己願意不願意。”我笑著去找六妹。她正在廊下織活，看見我走來，便拉一張凳子，讓我坐下。我說：“六妹，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請你務必幫一下忙。”她睜著大眼看著我。
我說：“今年父親大壽的日子，母親要一個人幫她作主人，她要我結婚，你說我應當不應當聽話？”她高興得站了起來，“你？結婚？這事當然應當聽話。幾時結婚？對方是誰？要我幫什麼忙？”我笑說：“大前提已經定了，你自己說的，這事當然應當聽話。我不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才可以結婚，因為我還沒有對象，我已把這責任推在二弟身上了，我請你幫他的忙。”她猛然明白了過來，紅著臉回頭就走，嘴裏說：“你總是愛開玩笑！”我攔住了她，正色說：“我不是同你開玩笑，這事母親舅母和二弟都同意了，隻等候你的意見。”她站住了，也嚴肅了起來，說：“二哥明年不是要出國嗎？”我說：“這事我們也討論過，正因為他要出國，我又不能常在家，而母親身邊又必須有一個得力的人，所以隻好委屈你一下。”她低頭思索了一會，臉上漸有笑容。我知道這個交涉又辦成功了，便說：“好了，一切由我去備辦，你隻預備作新娘子吧！”她啐了一口，跑進屋去。舅母卻走了出來，笑說：“你這大伯子老沒正經——不過隻有三四個月的工夫了，我們這些人老了，沒有用，一切都拜托你了。”
父親生日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場大雪，我從西郊趕進城來。當天，他們在歐美同學會舉行婚禮，新娘明豔得如同中秋的月！吃完喜酒，鬧哄哄的回到家裏來，擺上壽筵。拜完壽，前輩客人散了大半，隻有二弟一班朋友，一定要鬧新房，父母親不好攔阻，三弟四弟樂得看熱鬧，大家一哄而進。我有點乏了，自己回東屋去吸煙休息。我那三間屋子是周末養靜之所，收拾得相當整齊，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養著兩盆臘梅，書案上還有水仙，掀起簾來，暖香撲麵。我坐了一會，翻起書本來看，正神往於萬裏外舊遊之地，猛抬頭看鍾，已到十二時半，南屋新房裏還是人聲鼎沸。我走進去一看，原來新房正鬧到最熱烈的階段，他們請新娘做的事情，新娘都一一遵從了，而他們還不滿意，最後還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表示逐客的意思，大家才肯散去。新娘大概是乏了，也許是生氣了，隻是繃著臉不肯笑，兩下裏僵著，二弟也不好說什麼，隻是沒主意的笑著四顧。我趕緊找支鉛筆，寫了個紙條，叫伴娘偷偷的送了過去，上麵是：“六妹，請你笑一笑，讓這群小土匪下了台，我把他們趕到我屋裏去！”忙亂中新娘看了紙條，在人叢中向我點頭一笑，大家哄笑了起來，認為滿意。我就趁勢把他們都讓到我的書室裏。那夜，我的書室是空前的淩亂，這群“小土匪”在那裏喝酒、唱歌、吃東西、打紙牌，直到天明。
不到幾天，新娘子就喧賓奪主，事無巨細，都接收了過去，母親高高在上，無為而治，臉上常充滿著“做婆婆”的笑容。我每周末從西郊回來，做客似的，受盡了小主婦的招待。她生活在我們中間，仿佛是從開天辟地就在我們家裏似的，那種自然，那種合適。第二年夏天，二弟出國，我和三四弟教書的教書，讀書的讀書，都不能常在左右，隻有她是父母親朝夕的慰安。
十幾年過去了，她如今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不過對於“大哥”，她還喜歡開點玩笑，例如：她近來不叫我“大哥”，而叫我“老頭子”了！
（本篇最初發表於1941年6月20日《星期評論》第29期，署名男士，後收入《關於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