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工作是需要帶著感情去做的，不能麻木不仁，也不能一味講原則，尤其是對那些農民群眾。這是張衛民的一點體會，這點體會是他從經曆的一次挫折中感受到的。這次挫折說到底就是他在執行政策時的武斷決策，導致與群眾的隔閡，在群眾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他稱之為“砸窯”事件。
根據國家“十五”計劃綱要，堅持不懈地搞好林業重點工程建設。龍越縣地處長江流域，屬於生態防護林工程的涵蓋範圍，龍越縣林業局向國家申報長江流域生態防護林工程獲得批準，國家將根據生態保護情況每年下撥資金進行管護，每畝補助五元，全縣幾十萬畝山場，根據衛星測繪地圖，符合條件的有十幾萬畝，其中高山鄉有一萬多畝，高嶺村有四千餘畝。
龍越縣委縣政府十分重視林業工作，要求縣林業局把加強生態林的管護工作作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縣、鄉、村三位一體的立體網絡，堅決打擊亂砍亂伐行為，杜絕私采濫伐現象，對偷伐、濫伐超過一定麵積觸犯刑律的要堅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當前山區的實際情況，主要工作是打擊燒炭和偷伐，要求林業公安配合開展工作，切保在國家每年一次的林業檢查中過關。
高山鄉農民燒炭是曆來的傳統，尤其是高嶺炭，基本上是上等櫪樹炭，不含雜樹，火旺不起煙，銷路很好。一到十月以後，在通往高嶺村公路的兩邊山上，一個個小炭窯冒著一縷縷白煙，那是山民在燒炭。
燒木炭所用的樹木，是木質十分堅硬的半常青樹黃櫨和櫪樹，十公斤林木才能燒一公斤木炭。燒木炭者隻取十厘米左右的主幹，細的枝條都被拋棄。每個窯附近的山坡，都像被剃了頭一樣光禿，那些被拋棄的枝條，就像散落的頭發渣。一窯炭能燒二三百公斤木炭，隻燒兩天就好了，可以賣三百多元。
高山鄉召開了專題林業工作會議，會上傳達了國家林業部的文件和龍越縣關於實施生態林保護的具體意見，高玉虎明確了這次工作的具體要求和意義，把落實的責任下放到各村，鄉政府負責督查。
高玉虎信誓旦旦地說：“如果哪個村出了問題，致使防護林資金取消，我就追究哪個村的負責人的責任。”最後他還指出整治工作的重點在高嶺，要求鄉林業站密切關注，及時與林業公安部門聯係，請求支持配合，力爭扭轉燒炭毀林的局麵。
一天下午，縣林業公安局的羅局長帶著五六個幹警，在高玉虎的陪同下來到高嶺村。高玉虎一見麵就批評張衛民工作不力，說他幾次來村裏暗訪，發現路兩邊的小炭窯依舊煙霧繚繞。
其實張衛民對這項工作也作了宣傳，但效果不佳。不拆就砸炭窯，在村兩委會上張衛民曾經有過這個想法，但大家立即就不同意。唐鬆告誡他對此事要千萬慎重，免得出亂子。雷鳴則直截了當地說：“上麵撥的生態防護林經費按要求是到村裏，現在一分都沒有到，他們要砸我們不反對也不阻止，但我們不砸，一砸群眾找我們要生活費怎麼辦？”
在這個問題上，張衛民第一次碰了釘子，他想隻有矛盾上交，請上麵來處理。
高玉虎說：“剛才進村的時候，發現龍頭嶺上有幾個冒煙的小炭窯，今天我親自請羅局長來了，請你們配合將這個小炭窯砸了。”
張衛民安排唐鬆去準備工具，什麼鋤子、鎬子都拿來，讓林業公安動手。唐鬆不大樂意，半天沒有動靜，高玉虎大為光火，說他們敷衍了事。
張衛民隻好做唐鬆的工作：“上級都有如此決心，我們不能拖後腿，出了事，我扛著，不會帶你本地幹部為難的。”
或許是看到這樣的陣勢，或許是聽了他的表態，唐鬆才拿來了鎬子、鋤子等工具，張衛民要他也陪著一道去山上，因為他對本地的山路熟悉，他本人也忙裏偷閑燒一點炭，這次因為上麵政策問題，才“忍痛割愛”。
林業公安、高玉虎、張衛民和唐鬆一行穿過龍溪，向龍頭嶺進發。遠遠地看見一縷縷白色的煙柱，看來有好幾個小炭窯呢。
山上的路確實不好走，大家一路行來，一個個累得氣喘籲籲。走了約一個多小時，就到了龍頭嶺的半山腰，幾處小炭窯曆曆在目，高玉虎先來到第一個窯前，這個窯是村部隔壁的洪老師家的，洪老師是鄉中心小學的老師，她老婆在家務農，閑時燒炭補貼家用。
高玉虎讓先砸洪老師家的窯。別看那麼小的窯，靠人力還真不好砸呢。首先是將上麵的橫杠撬開，將窯頂打穿，橫杠是用粗鐵絲絞的，羅局長他們撬了半天才撬掉，窯頂是用粘土封的，用鎬子幾下就砸穿了，這樣炭就燒不熟，一個窯就這樣破壞了。
接著砸了王老書記媳婦家的，又砸了原高溝小村吳主任家的，一共砸了五六家，張衛民看天要黑了，又下起了絲絲小雨，就和唐鬆提前回村部了。他們回去的時候，那些林業公安還在上麵砸，幹得十分認真，有的手劃破了，有的腳扭了，有的衣服濕透了，沒有一個人喊苦叫累。
然而就在晚上，張衛民的耳根就不得清靜了，村部周圍的婦女們扯著喉嚨罵了起來，矛頭居然直接指到了村裏，幾個婦女質問張衛民為什麼不阻止？還帶他們上去，還準備了工具，一個婦女罵道：“你什麼書記，人家下來是要把老百姓搞富起來，你一來就砸窯，你給我們多少錢了？”有婦女嚷起來：“這件事是村裏帶人上去的，砸了我們的窯，村裏賠錢。”
一個窯搭成功要兩個工還有材料費夥食費約一百五十多元，這點張衛民平時就了解清楚了。張衛民一言不發，任憑她們在村部外麵吵翻天，怎樣詆毀、怎樣謾罵，他關上門不作辯解。
第二天一大早，唐鬆就陰沉著臉跑到村部來，他有些淒惶地說：“張書記，我勸你這窯不能砸吧，現在她們對我們恨之入骨了，居然跑到我門前燒紙詛咒我。”
張衛民問他知不知道是誰幹的？他說不知道，清早開門時就看到一堆表紙灰。這件事在她們的火頭上，要問也不會有人承認的。張衛民安慰唐鬆幾句，就像假裝不知道一樣，時間一長就會淡化的。然而這些女人卻不依不饒，謾罵不止。
這事以後十多天，高玉虎陪客商到村裏視察，這些婦女們又跑來罵，搞得高玉虎很難堪，拍拍屁股走了，臨走時對張衛民說：“不要理她們，一咒十年旺，神鬼不敢撞。”
但幹部怎麼跟這些群眾計較呢？張衛民後悔工作沒有做細，如果先補助她們一些錢，讓她自行拆除就好了。畢竟她們搭一個窯也不容易，也想燒點炭，你砸了窯，就斷了她們下半年的收入。仔細想想，他感到十分愧疚，雖然立場沒有錯，但方式方法出了差錯，引起了群眾的極大反響。錯已鑄成，是無法彌補的。
一天晚上，張衛民翻看《全唐詩》時，不經意間看到了白居易的《賣炭翁》，不禁仔細讀了起來：“賣炭翁， 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麵塵灰煙火色， 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 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 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 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 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 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 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 係向牛頭充炭直。”
想想這次砸窯的經曆，張衛民禁不住浮想聯翩，他像不像那個“黃衣使者”？時時地捫心自問，有時在夢中驚醒，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正當張衛民準備采取措施進行彌補時，他發現幾個長期謾罵的婦女是高德標的親戚，其中有洪老師妻子、王老書記的兒媳婦還有退下來的吳主任老婆，她們的家境不是很差，唐鬆說她們是受高德標指使的，是要給他好看、讓他在高嶺村呆不下去。知道這些真相時，張衛民心裏寬慰許多。
有些現象一旦形成慣例，便難以改變，明知不好，也得去做。每到年終歲末，各大管錢、管投資、管項目的機關門前，就聚滿了前來“打點化緣”的人們。這些有審批權的機關頭腦，真是紅極一時。
張衛民曾經跟朱宏寶說過自己沒有什麼社會關係。朱宏寶笑笑說：“誰一開始有社會關係呀，不都是‘跑’出來的，沒有關係不要緊，關鍵是要有決心‘跑’。‘跑’是足旁加包，要帶包去‘跑’，這個包是個‘通天袋’，裏麵內容豐富，應有盡有，最主要的還是讓‘老票子’替你說情，比什麼都有效。”
張衛民知道他說的“老票子”是指百元大鈔，朱宏寶又麵授機宜說：“現在辦事不送不行，比如扶貧資金，掌握審批權的領導給張三也行，給李四也行，你如果不找，他會給你嗎？想都不要想。你見過天上掉餡餅的事嗎？就像當前的銀企關係一樣，銀行是國家的，風險也是國家的，與銀行具體的信貸員沒有多大的利害關係，貸給誰都是貸，隻要給點好處就能打倒，太容易了。”
更讓張衛民想不到的是，為年終“跑”錢的事，高玉虎鄉長居然召開了由各村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一個短會，他在會上直言不諱地說：“大家都清楚，年關臘月是扶貧送溫暖的黃金時間，我們是山區貧困村，要力爭這個大好時機，通過項目和貧困麵貌，來爭取各級領導的同情和關懷，使他們加大扶貧力度，大家不要有顧慮，不‘跑’是不行的，從中央到地方，一級‘跑’一級，現在是流行鄧小平同誌的話：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的就是好貓。你花一千引一萬固然不錯，但搞個兩三千來也還是賺了一兩倍呀。”最後，對拿不出“活動資金”的村，他表示可以先從鄉財政借支，對這件事他是百分之一百二的支持。
根據縣扶貧辦公室的安排，高嶺村的幫扶單位是縣農業機械局和縣物價局。這兩個單位張衛民都去過，那是他剛到村裏的時候，高德標帶他去過。縣農業機械局是個窮單位，連辦公房都是租的，但領導很熱情，表示每年年底就是擠也要擠點錢送溫暖，張衛民不好意思久留，但那位劉局長說他是第一次來，硬是留他吃了個工作餐。
在物價局就不同了，這是個在全縣都排得上號的好單位，除了煙草、移動等一些熱門行業外，物價局的福利可以排進前十名以內。張衛民和高德標簡要彙報了一下工作，那位潘局長就打電話叫人安排他們到皇宮大酒店吃飯。在席間，潘局長親自作陪，喝酒的檔次相比縣農業機械局明顯高了許多，招待的煙是中華，潘局長讓一人發一包，飯後，張衛民和高德標算了一下，一餐飯要花費上千元。張衛民心中想：“要是省下餐費來多給點錢扶貧多好啊。”
潘局長這個人張衛民以前認識，也打過交道，從基層一步一步升上來的，人不錯，也比較豪爽。據高德標講，他每年在扶貧上就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一萬餘元，多的一分都沒有。高德標沒有辦法，有一次他竟然對張衛民說：“潘局長這個人，錢是不愁沒有的，不知好色不好色？我聽人說他經常在皇宮大酒店吃飯，這個酒店的老板與他私交不錯，飯後都要在客房裏休息一下。如果能送個女人給他，不知能不能多給點錢？”
怪不得鄉裏領導誇他腦筋活呢？這碼子事都能讓他想得出。送女人的事現實生活中張衛民沒見過，小說《國畫》上就有，給領導幹部安排一個小保姆，幹活之餘順帶陪領導睡覺，工資由送保姆的單位買單，領導一高興給你項目、資金，還能提拔你呢。
張衛民笑著說：“你到哪裏找女人，可別犯了組織介紹賣淫罪？”
高德標幹笑說：“我想是人都有愛好的，一些領導也不例外，有的愛錢，有的愛色，這些愛好就是弱點。我們必須投其所好，抓住其弱點出擊，才能有成效。至於送女人我也沒幹過，隻是說說而已，你可別當真。”
權錢色總是相伴相生的，有權就有錢，有錢能買色，錢色又能謀權。這使張衛民想起一個被訴說千百遍的故事：一個外國記者到山區采訪，問放羊娃放羊幹什麼，答曰掙錢；次問掙錢幹什麼，答曰討老婆；又問討老婆幹什麼，答曰生孩子；再問生孩子幹什麼，答曰放羊。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人們表現出的無非是痛心疾首、無奈、不屑，但更多的則是嘲笑——多麼可悲啊，落後的農民，一個放羊——掙錢——放羊的怪圈！
然而一些自詡為“人民公仆”的領導幹部，他們同樣陷入到了一個為人不齒的怪圈。有人就有這樣的高論，他說：“搞大量錢，是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繼續搞到錢；因為上級領導做官也需要錢，所以我要經常給領導送錢，領導升官了，我也能隨之高升。”在這裏，可以看到很多貪官描繪的他的人生軌跡：掙錢——做官——掙大錢——做大官。如果說放羊娃的人生價值是放羊，那麼那些貪官的人生價值無疑就是做官撈錢，也是一個輪回，也是一個怪圈啊。
然而張衛民現在也陷入一個怪圈，一個送小錢——換多錢——送大錢——換更多錢的怪圈。在這個非常現實的社會中，他像一片隨波逐流的浮萍，在波濤洶湧的時代暗潮中旋轉，雖然沒有迷失自己，然而他卻很無奈！
每每這個時候，他就這樣寬解自己：“目的高尚可以忽略手段的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