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上的尷尬……為了打圓場，漢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張，好像引導談話的方向是他的職司所在，提出了死刑問題來討論。刑訊盡管廢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辦法叫被告服輸認罪。但死刑看來將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開化的那些民族仍堅持保留著它。法國人企圖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慘痛的教訓。當局幹脆不知道除去砍掉他們的腦袋，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有效地處治那些“人形動物”。
他們不是“人形動物”，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糾正說；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師，以及發言者本身一樣的人——隻是這些人意誌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會的犧牲品。他講到一個重罪犯人，一個殺死多人的凶手，屬於檢察官們在最後的公訴狀中習慣地稱之為“獸性的”或“人形禽獸”一類。這個人卻在牢房的四壁寫滿了詩句，而且寫得很不壞；這些詩句——比起他的檢察官們偶爾心血來潮的創作來，不知要好多少倍。
這說明文藝是件有點特殊的事，納夫塔反駁道。除去這點，塞特姆布裏尼先生講的情況毫無任何意義。
漢斯·卡斯托普說他估計對了，納夫塔先生讚成保留死刑。在他看來，納夫塔跟塞特姆布裏尼先生一樣也是革命者，隻不過是保守意義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裏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說，世界將會認真對待這種反人道的革命。納夫塔先生在對文藝表示過懷疑之後，該坦率談談他這革命是連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這樣的極端主義，不可能爭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個以在所有文明國家取締死刑為目標的國際聯盟不久前剛剛成立。他塞特姆布裏尼有幸也是該聯盟成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尚待確定；不過人類可以相信，屆時大會的發言者都會有足夠的論據武裝自己！他當即便引了幾條論據，諸如誤判誤殺的可能性總是存在，永遠也不應放棄犯人會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而至於引經據典，論證一個國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著眼於使人變得高貴善良的話，那就不該以惡對惡。他先從科學的決定論出發抨擊了“罪”的概念，然後否定了“懲罰”這個概念的合理性。
緊接著，“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見，納夫塔如何一條一條地扭斷塞特姆布裏尼的論據的脖子。他嘲笑這位人道主義朋友對鮮血的恐懼和對生命的尊重，認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隻屬於那些最平靜無風的資產階級時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動的情況下一旦有某種超出“安全”考慮的考慮，也就是非個人和超個人的思想起了作用——這本是唯一符合人類尊嚴，在更高的意義上講因而也是正常的狀態——那就任何時候都不但會毫不猶豫地為更高的思想犧牲個體生命，而且還將要求個人誌願地為這種思想鋌而走險。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說，隻會導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嚴峻的因素，隻會閹割生命，連他那所謂科學的決定論也隻能起這樣的作用。可真實的情況是，“罪”這個概念並未因為有了決定論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並且變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說得不壞。他是不是要求社會的不幸犧牲者老老實實地感覺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場並非無辜呢？
不錯。罪犯自然會全身心滲透著犯罪意識。因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願意成為別樣的人；而這正是罪惡的本性。納夫塔先生將罪惡與功勳的概念從經驗範疇提升到了形而上的範疇。他說，在行為和行動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決定作用，無所謂自由可言，但存在中顯然有自由。人正好是他想要成為的那個樣子，而且至死不會改變；他正是“為他的生”而樂於殺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為償還，這並不過分。他希望死，因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
大夥兒全都無言以對。漢斯·卡斯托普輕聲咳嗽兩聲。魏薩爾把下巴撇到一邊。費爾格先生連聲歎息。
塞特姆布裏尼先生溫文爾雅地指出：
“大家看見了，有人就是這樣拿他個人的情況去推論世人。請問，您能從殺人中得到滿足吧？”
“這與您毫不相幹。不過，我真要這麼幹了，我將當麵嗤笑那個無知的人道主義者，他竟願意喂我豆子湯直至我死。讓殺人者比被殺者活得更久，這毫無意義。他們兩人分享和共同保守著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將他倆聯係在一起；換一種類似的情況，兩人還一樣，隻不過一個忍耐，另一個行動罷了。他倆應該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裏尼冷漠地承認，他缺少理解這種死亡與凶殺的神秘主義的器官，也不稀罕有這樣的器官。他毫不懷疑納夫塔先生的神學天才——在這方麵他無疑望塵莫及，不過卻聲明自己並不羨慕。一種無法克服的潔癖，使他遠遠避開剛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說的那種敬重苦難的環境。在那兒，顯然不隻對肉體的苦難是如此，對靈魂的也一樣，簡單地講，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錢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榮耀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