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鑫珊
我手上經常握有一麵無形的、精神分析的鏡子。我常照它，看著鏡像，對自己究竟是什麼人，有所了解。
尤其是在嚴冬半夜兩三點，我突然醒來，臥聽外麵的風聲雨聲，北風撼窗聲，我便會無情地、鐵麵無私地層層盤問自己，剝落和分析自己。我曾假定過：
若是我不寫作，不一本接一本地寫下去，我吃飽穿暖了之後會做什麼？我不抽煙不喝酒，也不愛撲克、象棋和麻將，對保齡球和高爾夫更不沾。
那麼，我幹什麼？用什麼遊戲發泄我體內的剩餘精力（或能量）？
這是個問題，而且是個大問題。
對於我，不外有三種發泄渠道：
一、賭博。在我身上好像有喜歡賭的基因。我從小愛娛樂性質的賭。隻是後來上了大學，環境不允許我賭。2004年我應澳門基金會的邀請在澳門考察了兩個月，著實在賭場玩了三五次（小打小鬧）。
我再次看清了在我身上的確有賭的基因（我的胞弟則沒有。同父同母，我們兩兄弟的差別很大）。
賭博這種遊戲對我有很大的刺激和誘惑力。如果我生活在澳門，又不寫作，我可能會成為一個賭徒而不能自拔。
二、整天讀書。比如訂個龐大的讀書計劃，讀中國史，然後讀世界史。
不過讀別人的書，我的內心總有不可遏製的想自己動手寫本書的衝動。我不甘心老讀別人寫的書。
在德國，我就深有體會。房東家有近千冊藏書供我閱讀。但手中一本書還沒有讀到一半，我便心裏癢癢，有自己動手寫書的強烈衝動。比如書中某句話觸動了我，構成了書的題目。
三、某億萬富翁資助我去世界旅遊。不過晚上回到小客棧，我一定要把白天的見聞寫在日記本上——實質上，這又是寫作。
如果有道禁令下來：“不許你寫作！”這無異於在精神上判了我死刑。對於我，這比死還難受！可見，我寫作的動機根本不是為名利，是為了自我拯救，從寂寞和孤獨中暫時解脫出來。
近年來，我有這種體會：
平均半個月去逛逛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那是上海燈紅酒綠的地方。但三個小時下來我便覺得厭倦、單調、枯燥，馬上就決定回到我的浦東書房，繼續寫作，同“天文地文人文神文”在一起，在“四文”大框架內玩，遊戲，海闊天空。
我覺得外部物質世界畢竟是枯燥、單調和千篇一律的。
內心世界，玩科學、藝術和哲學這三張牌，要刺激得多，興奮得多！不過靜極思動。半個月寫下來，又想去繁華地段走走，看看，泡泡星巴克。
我好像是一個鍾擺，在入世和出世之間來回地、周期性地擺動，為的是填補空虛，驅散苦悶，擊碎單調。
不要以為，一旦移民西方國家即可擺脫寂寞、空虛、無聊和孤獨的追殺或圍剿。
不！
到了國外，這追殺會更緊，更不放過你。因為那裏比你在國內多了一層去國懷鄉的憂愁和傷感。
我在國外多次刻骨銘心的體驗告訴我，飽暖和住了下來之後，寂寞和孤獨便是我的死敵。我尤其怕法國和德國的深秋雨夜：
臥聽疏雨梧桐，雨餘淡月朦朧。
這時候，如果我不開燈起床，伏案握筆寫點什麼，我的確有理由發瘋或自殺。
因為寫作於我才是最恰當、最適合和最好的生存方式，寫作是我對上帝的一種傾訴。寫作是我同人生世界發生關係的一個中介。沒有寫作，我同人生世界便失去了聯係，成為一個“無家可歸者”：
我→寫作→人生世界。
可見，寫作這種遊戲於我便是一種生與死的必要性了，也是我暫時抗擊、抵擋寂寞和孤獨聯手暗算、追殺的最有效的方法。於是我在巴黎的寒夜寫下了一個命題：
我寫作，故我在。
心香一瓣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作者說：“我寫作，故我在。”不一樣的說法，表達卻是同樣執著的精神追求。
對事業的崇高熱愛，對精神世界的執著追求，可以讓一個人隨時隨地都能迸射出生命的激情。它讓阿基米德自信地宣布：“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整個地球。”它讓阿基米德在羅馬大軍壓境麵前，依然從容地說道：“不要踩壞我的圓！”
熱愛和捍衛自己精神王國尊嚴的人，值得我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