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年輕人名叫查爾斯·狄更斯。他有一雙十分敏銳的眼睛，這是一雙人的眼睛，它在通常的情況下既不完全幹枯，也不完全潮濕，而是濕潤的—濕潤這兩個字在拉丁文裏就是幽默。查爾斯·狄更斯具有十分敏銳的目光和幽默感。他的目光是如此敏銳，以至他對沒有看到過的事物也能描繪—他並沒有使用放大鏡，也不求助於使用一副拿倒了的望遠鏡的竅門—既可將事物看得非常精確，卻又離它非常遙遠，他也沒有給自己的眼睛蒙上繃帶。雖然有時候他也有足夠的幽默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玩捉迷藏的遊戲，但是他並不生活在捉迷藏的狀態中，最近的那些論調好像正是要求現代作家不要把捉迷藏當作遊戲，而應把它當作狀態。但是我重複一遍：敏銳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藝工具，它要敏銳的足以能看到他自己以及還沒有進入視野的東西。
我們假設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個地窖：那裏有個男子正在桌子旁邊揉麵團，他的臉上滿是麵粉：他是一個麵包師。現在作家看著他站在那裏，就像荷馬也看到了他，巴爾紮克和狄更斯也看到了他—看到了這個為我們烘製麵包的男子；他就像這個世界一樣古老，他的前途就像到了世界的盡頭。然而正是地窖裏的這位男子正在抽煙，他也去看電影。他的兒子已在俄國陣亡，被埋葬在三千公裏之外的一個村莊的邊上；他的墳墓如今已被鏟平，上麵也沒有十字架，拖拉機代替了犁耙，像往常那樣耕犁了那塊土地。這一切都發生在地窖裏那位臉色蒼白、默默無語、為我們烘製麵包的男子身上—他既有痛苦，也有歡樂。
現在，作家的眼睛又看到了一家小工廠那蒙著灰塵的窗玻璃後麵一個瘦小的女工，她正站在機器旁衝製著紐扣。紐扣，沒有它們，我們的衣服也許就不成其為衣服，而隻能是鬆鬆垮垮耷拉在身上的布料，它既不能美化我們，也不能溫暖我們。至於這位女工，每當下班後，她就會抹上口紅；她也會去看電影，也會抽香煙；她還會與一個修汽車或開電車的小夥子一起散步。然而正是這位年輕的姑娘也有自己的身世：她的母親就葬身於某一塊廢墟之中，被深深地埋在一個用汙泥碎石堆成的小山下麵；她的墳墓與那位麵包師兒子的一樣，也沒有十字架裝點。那位姑娘也隻是偶爾—一年一次—才到埋葬她母親的地方去，在那堆肮髒的廢墟上放一束鮮花。
以上兩個人，麵包師和那位姑娘，都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他們依附於這個時代，那些年份就像一張網纏繞著他們。要讓他們從這張網中擺脫出來，那簡直就等於要他們的命。可是作家需要生命。除了廢墟文學，還有誰用別的方式能維係上述兩個人的生命呢？迷藏的作家隻看到自己的內心，他隻為自己建造一個舒適的世界。二十世紀初，在德國南部的一座監獄裏關著一個年輕人，他寫了一本很厚的書；這個年輕人不是作家，也永遠成不了作家，可是他寫了一本很厚的書。此書曾被列為禁書，但也曾銷售了幾百萬冊：它簡直可以與《聖經》匹敵！這是一個男人寫的書，這個人目空一切，在他的內心除了仇恨、煩惱、憎惡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討厭的東西之外別無他物。—他寫了一部書，我們隻需要睜開眼睛：我們目光所及，到處都能看見毀壞的東西，這些毀壞的東西都應記到這個家夥的賬上。這個家夥叫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眼睛不是用來看東西的，他的那些相片都是歪斜的，他的作風叫人無法忍受—他不是用一個人的眼睛，而是用一種畸形的觀點看待這個世界，這種畸形觀點造成了他的靈魂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