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使我感到驚慌。在這樣的心境中，我不由自主地開始構思起另一部小說來。由於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所以我試圖通過一對平凡男女的生活，在書中盡可能地涉及生活的每一個方麵。但與此同時，我要在平凡的背後發現不平凡，發現神秘和詩意。因為正是這一切使這些人的生活，順便說一句，還有我回來後的生活，變得可以忍受。
於是我開始撰寫《人類之樹》了。這部小說如何被那些較為重要的澳大利亞評論家所看待的問題，已成了亙古曆史。隨後我創作了《沃斯》，它可能還是我在閃電戰初期醞釀的。當時我坐在倫敦的一間臥室兼起居室的房間裏，讀著艾爾的《日記》。幾個月穿過埃及和昔蘭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著這一想法：那個時代最顯赫的狂妄者也在影響著它；回國後，我閱讀了當代人對萊卡特探險的描繪和A·H·奇澤姆的《奇異的新世界》，這個想法終於成熟了。
在這裏討論這部小說的文學因素會不太切題。重要的倒是作者的意圖。這些意圖使一些讀者不知緣由地感到高興，也使那些發現此書毫無意義的人發怒。我老是在作畫和作曲上受挫，因此我要賦予我的著作以音樂的結構，畫的美感，通過《沃斯》中的主題和人物，來表達德拉克魯瓦和布萊克所可能看到的，以及馬勒和李斯特可能聽到的東西。重要的是，我決心證明，澳大利亞的小說並不一定是陰鬱沉悶的、糞土色的新聞體現實主義的產物。總的說來，世界已被說服，而隻有此地此刻，野狗們正在無情地吼叫著。
那麼這位返回國土的僑居國外者得到了什麼報償呢？我記得，在我第一部小說獲得成功之際，一位名叫蓋伊·英尼斯的老練而聰明的澳大利亞記者，在我的倫敦寓所裏訪問了我。他問我是否想回國。我那時剛到，我幹嗎要回去呢？“嗬，不過你回去的話，”他堅持己見，“各類顏色會源源不斷地流到你的調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幾年，我才想起他對我第一部小說的這段委婉批評。我想，蓋伊·英尼斯也許是對的。
因此，報償之一便是更新了的景物，它即便在記憶中顯得更加寒酸，卻一直是我生活的背景。如果我光坐在塞納河左岸與阿利斯特·克肖邊喝酒邊滔滔不絕，那麼自然的世界和音樂的世界也許永遠不會顯露出來。也許一切藝術之花在沉默中更易開放。當然單純和謙卑的境界，是藝術家或普通人唯一值得向往的境界。要到達這樣的境界，未必會有可能，但努力去爭取卻是十分必要的。由於我幾乎被剝奪了自認為合意和必需的一切東西，我開始了我的嚐試。寫作本意味著一個有修養的頭腦在文明的環境中所作的藝術實踐，現在卻變成了用詞彙的岩石和木條創造出全新的形式的鬥爭。我第一次開始看清了事物。甚至連厭倦和失敗也為無窮盡的探索提供了途徑；甚至連醜陋的東西，也獲得了意義。至於好似挑繃子遊戲的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它已被必要地簡化了，而且常常給弄糟了，有時倒也動人。這種嚐試本身就是一種酬報。出借的書籍，播放的唱片，往往可能促成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一個人可能會有助於使一片人煙稀少的國土生活著一個具有理解力的民族。
那麼，這就是一個僑居國外者留在本國的某些理由了，盡管他必須麵對回國後必然接踵而來的各種失望。阿利斯特·克肖也許會回答說，這些理由抽象而且不能令人信服。但正如我已經提醒過的那樣，這些純屬個人的理由。我從不知姓名的澳大利亞人那兒收到了許多信件，它們是最具體的，也是最好的報償，我的創作似乎已為他們打開了一扇窗子。對我來說，單是這些信件就足以構成我留居國內的理由了。
（黃源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