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7日，紐約市上演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駭人聽聞的圍捕格鬥！經過幾個星期的調查搜索，這名煙酒不沾、有“雙槍手”之稱的殺手克勞雷，在西末街——他情人的公寓裏落入了警方的重重包圍。
共有多達150名的警察和偵探參與了圍捕克勞雷的行動，把他死死地困在了公寓頂層的藏身處。警方在公寓的屋頂上鑿了個洞，試圖用催淚瓦斯迫使這個“殺害警察的凶手”克勞雷出來。隨後警員們在四周的建築物頂上架設了多挺機槍。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這個紐約市原本最為優美寧靜的住宅小區中，一陣陣驚心刺耳的機槍、手槍聲響成一片。克勞雷藏身在一張堆滿雜物的椅子後麵，接連不斷地向警方開火射擊。周圍有成千上萬的人，懷著激動而興奮的心情，觀看這場驚心動魄的警匪槍戰。人們還從來不曾在紐約的人行道上目睹這樣的變故。
克勞雷被捕之後，警察總監馬羅南在講話中說：“這個雙槍暴徒是紐約治安史上最為危險的罪犯之一。”這位警察總監又說：“克勞雷他隨時都會殺人，不需要任何理由。”
可是，“雙槍手”克勞雷對自己的評價又如何呢？這我們已經知道了，因為在警方人員圍擊他藏身的公寓時，克勞雷寫出了一封公開信，而且寫信的時候他已經負傷，傷口流出的血染紅了信紙。克勞雷在信中這樣寫道：“在我的衣服裏麵，是一顆疲憊的心——一顆仁慈善良、不願傷害任何人的心。”
在圍捕克勞雷的行動之前不久，這名凶徒剛剛犯下一樁罪行。當時他正在長島的一條鄉村公路上與女友調情。突然，一個警察走到他的汽車跟前，對他說：“請讓我看看你的駕駛執照。”
克勞雷竟然二話不說就拔出了手槍，朝著那名值勤警察連開數槍，將他當場打死。警察倒下之後，克勞雷又從汽車裏跳出來，撈起警察的配槍，朝著地上俯臥的屍體放了一槍。而這就是克勞雷所謂的“在我衣服裏麵，是一顆疲憊的心——一顆仁慈善良、不願傷害任何人的心。”
經過審判，克勞雷被判電刑處死。當他走進星星監獄的行刑室時，他會悔恨地說“這就是我殺人作惡的下場”嗎？根本沒有。相反，他說的是：“我隻是想要自衛，竟然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件事關鍵的一點在於：“雙槍手”克勞雷從頭至尾都沒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克勞雷的這種態度是罪犯中的特例嗎？如果你這麼認為，那請再聽聽下麵這段話：
“我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都奉獻給了大眾，隻為了他們能夠輕鬆愉快地度過一段幸福時光。結果看看我所得到的，隻有辱蔑謾罵和被四處追捕的生活。”
上文是阿爾·卡龐的一段自白，而這個人是美國最臭名昭著的社會公敵，一個在芝加哥地區橫行無忌、窮凶極惡的匪首。然而，他沒有責備過自己。在他的眼中，自己是一個有益於公眾的好人——一個不被領情的、遭人誤會的社會慈善家。
荷蘭人蘇爾茲——這個紐約市最為聲名狼藉的惡棍——也有同樣的表現。那時他還沒有在紐瓦克的街頭被其他匪徒的槍彈擊中而送命，一次他在接受新聞記者的采訪時聲稱，自己是一位對公眾有益的人，而且他對這一點堅信不疑。
就這個問題，我曾經和劉易斯·勞斯進行過饒有趣味的通信。劉易斯多年來一直擔任紐約星星監獄的監獄長，那裏麵全是些罪大惡極的凶犯。他告訴我：“在星星監獄中，幾乎沒有罪犯認為自己是壞人，他們隻是普通人，和你、我並無什麼不同。所以他們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辯護和解釋，把自己的罪行合理化。他們會告訴你，為什麼不得不把保險箱撬開，或是接連不斷地對旁人扣下扳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有的合乎邏輯，有的荒誕不經——企圖為他們種種反社會的行徑辯護，甚至堅持認為自己根本就不應該被關進監獄。”
如果阿爾·卡龐、“雙槍手”克勞雷、荷蘭人蘇爾茲，以及其他在監獄高牆之下的亡命之徒們都完全不知自責，那麼你我所能接觸到的人們又如何呢？
華納梅格百貨公司的創立者約翰·華納梅格，有一次公開承認說：“30年前我就已經認識到，責備他人是件愚蠢的事。我不會去抱怨上帝沒能把天賦和智慧平均分配，因為光是克服自己的缺陷就已經夠我忙的了。”
華納梅格很早就懂得了這個道理，然而我自己卻是在這古老的世界上磕磕絆絆地摸索了30多年之後才突然醒悟：100次中有99次，人們都不會為任何一件事情而批評他自己，無論這個錯誤有多麼嚴重。
批評是徒勞無益的，因為它會使人披上一層防禦的鎧甲，並竭盡全力地替自己辯護。同時批評也是危險的，它打擊了一個人對自我的重視，給他寶貴的自尊造成了創傷，這無疑將激起他的反抗。
世界著名的心理學家斯金納曾經用實驗證明了，如果一隻動物在學習過程中總能由於進步而受到表揚，那麼它接受新知識的速度要比總因為過錯而受到批評的情況快上很多，對所學內容的記憶也更加有效持久。進一步的研究證明了這個結論也同樣適用於人類。批評並不能使人發生持久的改變，反而往往會招致忌恨。
另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漢斯·塞裏也說過：“我們都渴望被讚揚，同時畏懼被指責。”
批評所招致的不滿和憎恨隻會使雇員、家人和朋友們情緒低落，士氣受挫，對於改正他們被指責的事情卻不會有任何幫助。
喬治·約翰斯頓住在俄克拉何馬州的伊尼德，是一家工程公司的安全檢察員，而他工作的職責之一是監督工人們在野外作業時務必戴好安全帽。他在演講中說，以前每次他看到有工人不戴安全帽，都會用權威的口氣命令他們遵守規定。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工人當時聽從了他的話，可是隻要他一轉身，工人們馬上又摘掉了安全帽。
後來他決定嚐試一種新的工作方式。他再一次碰到不戴安全帽的工人時，就詢問是不是帽子戴著不舒服，或是尺寸不合適。然後他用輕快的口氣提醒工人，安全帽能保護他們在工作中不致受傷，並建議他們一直戴著安全帽工作。這一次情況有了很大改善，工人們遵守了規章，也沒有產生不滿或抵觸的情緒。
指責他人是毫無益處的。你會發現在漫長的人類曆史之中，這樣的例子俯首皆是。我們就以西奧多·羅斯福和塔夫特總統之間那場著名的爭論為例：那場爭論分裂了共和黨，讓威爾遜得以入主白宮，使他有機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寫下了自己勇敢、光輝的一頁，甚至還改變了曆史。讓我們簡單地回溯一下當時的情形：1908年，當羅斯福告別白宮之際，他支持塔夫特成為新一任總統，而自己跑去非洲獵獅。當回到美國，他卻對繼任者的表現大為不滿，暴跳如雷。他指責塔夫特因循守舊，想讓自己第三次當選總統，並組建了一個新的政黨——公麋黨進行競選。這一切幾乎毀滅了共和黨。在那次大選中，塔夫特和共和黨隻贏得了兩個州的選票——佛蒙特州和猶他州，造就了共和黨曆史上空前的慘敗。
西奧多·羅斯福指責塔夫特，可是塔夫特總統是否同樣感到自責呢？當然沒有。塔夫特雙眼含淚地為自己辯解：“我實在不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那樣做我還能怎麼做。”
究竟誰應該為這災難性的後果負責？羅斯福還是塔夫特？坦率地講，我不知道，也並不關心。在這裏我想要指出的是，西奧多·羅斯福作出的所有批評指責，都沒能讓塔夫特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那一切隻是讓塔夫特竭盡全力地為自己辯護，雙眼含淚地反複強調：“我實在不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那樣做，我還能怎麼做。”
或者，我們再來看看“茶壺蓋油田舞弊案”。在20世紀20年代開頭的幾年裏，它一直遭到公眾輿論的猛烈抨擊，可謂舉國震動。在當時人的記憶裏，美國政壇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嚴重的醜聞。下麵就是這樁舞弊案赤裸裸的真相：哈丁總統內閣的內政部長艾伯特·福爾，當時負責主持政府在愛爾克山區和茶壺蓋地區油田保留地出租的各項事宜。那塊油田是政府準備留給未來的海軍使用的。這個項目的負責人——福爾是否進行了公開招標呢？他沒有。福爾部長把這份肥得流油的工程合約，很幹脆地交給了他的朋友愛德華·圖海尼。而圖海尼又是怎麼做的呢？他付給了福爾部長10萬美元，當然，他更樂意稱之為“貸款”。接著，我們的福爾部長不容分說地使出雷霆手段，命令美國海軍開進該地區，把其他競爭者統統趕走，因為他們位於鄰近地區的油井，同樣吸吮著愛爾克山區的財富。那些被槍口和刺刀強行驅逐的競爭者們，紛紛湧向法庭，揭開了茶壺蓋油田醜聞內幕。醜聞一經曝光，其影響之惡劣，毀滅了整個哈丁政府，全國群起嘩然，公眾極其反感，共和黨也幾乎垮台，福爾部長也因此鋃鐺入獄。
福爾遭到了社會的猛烈攻擊和一致譴責，事實上，很少有哪個公眾人物曾經遭受過這樣嚴厲的譴責。可是，他本人可曾為自己的錯誤而悔恨呢？不，根本沒有！在舞弊案曝光幾年之後，胡佛總統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暗示，哈丁總統的死是因為精神上的刺激和內心的憂慮，並將之歸咎於當年一個朋友對他的背叛。當時福爾的妻子也在座，一聽這話立刻從位子上跳了起來，大聲痛哭，緊握著拳頭尖叫道：“什麼？你說是福爾背叛了哈丁嗎？你錯了！我丈夫從來不曾辜負過任何人。即使這間屋子全部堆滿黃金，也休想誘惑我丈夫做任何壞事。他才是那個被出賣、被無情迫害而釘上十字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