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中，家鄉連遭三年大旱，生活極度拮據，父親卻被誣陷為曆史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親炒了家中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裏，伯父買了四包香煙，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太陽落山時趕到他任教的學校，父親已經遭人毆打過，造反派硬不讓見，我哭著求情，終於在院子裏拐角處見到了父親，他黑瘦得厲害，才問了家裏的一些情況，監管人就在一邊催時間了。父親送我走過拐角，卻將缸子交給我，說：“肉你拿回去，我把煙留下就是了。”我出了院子的柵欄門，門很高，我隻能隔著柵欄縫兒看父親，我永遠忘不了父親呆呆站在那兒看我的神色。後來，父親帶著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消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父親是教了半輩子書的人，他膽小，又自尊，他受不了這種打擊，回家後半年內不願出門。但家庭從政治上、經濟上一下子沉淪下來，我們常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自留地的包穀還是嫩的便掰了回來，包穀顆兒和穗兒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麥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鍋炒了上磨。全家惟一的指望的是那頭豬，但豬總是長一身紅絨，眼裏出血似地盼它長大了，父親領著我們兄弟將豬拉到十五裏的鎮上去交售，但豬瘦不夠標準，收購站拒絕收。聽說二十裏外的鄰縣一個鎮上標準低，我們決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來，特意給豬喂了最好的食料，使豬肚撐得滾圓。我們卻餓著，父親說：“今日把豬交了，自父子仨一定去飯館美美吃一頓！”這話極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腳冒雨將豬拉到了鎮上。交售豬的隊排得很長，眼看著輪到我們了，收購員卻喊了一聲：“下班了！”關門去吃飯。我們迭聲叫苦，沒有錢去吃飯，又不能離開，而豬卻開始排泄，先是一泡沒完沒了的尿，再是翹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腳直踢豬屁股，但最後還是拉下來了，望著那老大的一堆豬糞，我們明白那是多少錢的分量啊。罵豬，又罵收購員，最後就不罵了，因為我和弟弟已經毫無力氣了。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購員過來在豬的脖子上捏捏，又在豬肚子上揣揣，頭不抬地說：“不夠等級！下一個——”父親首先急了，忙求著說：“按最低等級收了吧。”收購員，翻著眼訓道：“白給我也不收哩！”已經去驗下一頭豬了。父親在那裏站了好大一會兒，又過來蹲在豬旁邊，他再沒有說話，手抖著在口袋裏掏煙，但沒有掏出來，扭頭對我們說：“回吧。”父子仨默默地拉豬回來，一路上再沒有說肚子饑的話。
在那苦難的兩年裏，父親耿耿於懷的是他蒙受的冤屈，幾乎過三天五天就要我來寫一份翻案材料寄出去。他那時手抖的厲害，小油燈下他講他的曆史，我逐字書寫，寄出去的材料百分之九十泥牛入海，而父親總是自信十足。家貧買不起紙，到任何地方一發現紙就眼開，拿回來仔細裁剪，又常常紙色不同，以至後來父子倆談起翻案材料隻說“五色紙”就心照不宣。父親幼年因家貧害過胃疼，後來愈過，但也在那數年間被野菜和稻糠重新傷了胃，這也便是他惡變胃癌的根因。當父親終於冤案昭雪後，星期六的下午他總要在口袋裝上學校的午餐，或許是一片烙餅，或是四個小素包子，我和弟弟便會分別拿了躲到某一處吃得最後連手也舔了，末了還要趴在泉裏喝水涮口咽下去。我們不知道那是父親餓著肚子帶回來的，最最盼望每個星期六傍晚太陽落山的時候。有一次父親看著我們吃完，問：“香不香？”弟弟說：“香，我將來也要當個教師！”父親笑了笑，別過臉去。我那時稍大，說現在吃了父親的饃饃，將來長大了一定買最好吃的東西孝敬父親。父親退休以後，孩子們都大了，我和弟弟都開始掙錢，父親也不愁沒有饃饃吃，在他六十四歲的生日我買了一盒壽糕，他卻直怨我太浪費了。五月初他病加重，我回去看望，帶了許多吃食，他卻對什麼也沒了食欲，臨走買了數盒蜂王漿，丁寧他服完後繼續買，錢我會寄給他的，但在他去世後第五天，村上一個人和我談起來，說是父親服完了那些蜂王漿後曾去商店打問過蜂王漿的價錢，一聽說一盒八元多，他手裏捏著錢卻又回來了。
父親當然是普通的百姓，清清貧貧的鄉間教師，不可能享那些大人物的富貴，但當我在城裏每次住醫院，看見老幹樓上的那些人長期為小病療養而坐在鋪有紅地毯的活動室中玩麻將，我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親。
在賈家族裏，父親是文化人，德望很高，以至大家分為小家，小家再分為小家，甚至村裏別姓人家，大到紅白喜喪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糾紛，都要找父親去解決。父親樂意去主持公道，卻脾氣急躁，往往自己也要生許多悶氣。時間長了，他有了一定的權威，多少也有了以“勢”來壓的味道，他可以說別人不敢說的話，竟還動手打過一個不孝其父的逆子的耳光，這少不得就得罪了一些人。為這事我曾埋怨他，為別人的事何必那麼認真，父親卻火了，說道：“我半個眼窩也見不得那些齷齪事！”父親忠厚而嚴厲，膽小卻嫉惡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也以此使他吃了許多苦頭，受了許多難處。當他活著的時候，這個家庭和這個村子的百多戶人家已經習慣了父親的好處，似乎並不覺得什麼，而聽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間都感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我守坐在靈堂裏，看著多少人來放聲大哭，聽著他們哭訴：“你走了，有什麼事我給誰說呀？！”的話，我欣慰著我的父親低微卻崇高，平凡而偉大。
在我小小的時候，我是害怕父親的，他對我的嚴厲使我產生懼怕，和他單獨在一起，我說不出一句話，極力想趕快逃脫。我戀愛的那陣，我的意見與父親不一致，那年月政治的味道很濃，他害怕女方的家庭成分影響了我，他罵我，打我，吼過我“滾”。在他的一生中，我什麼都聽從他，惟那件事使他傷透了心。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家庭出身已不再影響到個人的前途，但我的妻子並未記恨他，像女兒一樣孝敬他，他又反過來說我眼光比他準，逢人誇說兒媳的好處，在最後的幾年裏每年都喜歡來城中我的小家中住一個時期。但我在他麵前，似乎一直長不大，直到我的孩子已經上小學了，一次他來城裏，見麵遞給我一支煙來吸，我才知道我成熟了，有什麼可以直接同他商量。父親是一個普通的鄉村教師，又受家庭生計所累，他沒有高官顯祿的三朋，也沒有身纏萬貫的四友，對於我成為作家，社會上開始有些虛名後，他曾是得意和自豪過。他交識的同行和相好免不了向他恭賀，當然少不了向他討酒喝，父親在這時候是極其的慷慨，身上有多少錢就掏多少錢，喝就喝個酩酊大醉。以至後來，有人在哪裏看見我發表了文章，就拿著去見父親索酒。他的酒量很大，原因一是“文革”中心情不好借酒消愁，二是後來為我的創作以酒得意，喝酒喝上了癮，在很長的日子裏天天都要喝的，但從不一人獨喝，總是吆喝許多人聚家痛飲，又一定要母親盡一切力量弄些好的飯菜招待。母親曾經抱怨：家裏的好吃好喝全讓外人享用了！我也為此生過他的氣，以我拒絕喝酒而抗議，父親真有一段時間也不喝酒了。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因一批小說受到報刊的批評，壓力很大，但並未透露一絲消息給他。他聽人說了，專程趕三十裏到縣城去翻報紙，熬煎得幾晚上睡不著。我母親沒文化，不懂得寫文章的事，父親給她說的時候，她困得不時打盹，父親竟生氣得罵母親。第二天搭車到城裏見我，我的一些朋友恰在我那兒談論外界的批評文章，我怕父親聽見讓他在另一間房內休息。等來客一走，他竟過來說：“你不要瞞我，事情我全知道了。沒事不要尋事，有了事就不要怕事。你還年輕，要吸取經驗教訓，路長著哩！”說著又返身去取了他帶來的一瓶酒，說：“來，咱父子都喝喝酒。”他先倒了一杯喝了，對我笑笑，就把杯子給我。他笑得很苦，我忍不住眼睛紅了。這一次我們父子都重新開戒，差不多喝了一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