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作家而言，寫作本身也是一種跨越，身邊的誘惑、嫉妒、讒言、磨難、平庸、媚俗、矯情、虛偽，以及種種幹擾和不公正，都是試圖阻擋你超越自己的障礙。如果你不能做到像劉翔那樣旋風般地將它們甩在身後，那你就用堅強和隱忍，把它們一一踩在腳下。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高尚自律的人，因此我需要信仰的指引；我也不認為自己的愛心和責任感，就足以承擔一方土地的厚重。我隻能做到：當別人去追名逐利時，讓自己的心像沉入湖底的石頭；在別人暢遊在物欲之河時，我轉過身去，趟過腳下平庸的濁流。我為自己感到慶幸，十年來我做了一樁有意義的工作，把三本書奉獻給我的讀者，供奉給那片神奇的土地。不是我書寫了這片大地，而是這片大地召喚了我。我服從了召喚，就像服從黎明的第一縷陽光，把我從黑暗中喚醒。
原載2009年7月7日
從無我到有我
——我的文學經曆
張守仁
我在從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編輯工作之餘，主要研究、寫作、翻譯散文。散文是一種自由的文體，易寫難工。在我看來，一篇優秀的散文，除了具備純熟的語言、生動的細節、深刻的思想、新穎的構思、奇特的角度外，首先要有個性、要有我。我是每篇散文的靈魂。無我即無個性、無獨特性。散文就是要寫自我。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我長期形成的九字散文觀“要有我、寫獨特、獨特寫”中，把“要有我”放在最前麵。世上每一個自我，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複的，天下沒有第二個和我相同的我。每個人的出生、籍貫、教養、閱曆、興趣、愛好、職業、體驗都不同，所以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觀察、思考、識見、情感寫成的散文，就有獨特性，就決不會與別人重複，就會散發出個性的光芒。鬱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導言》中總結道：“現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裏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散文要“以自我為中心”、散文要“處處不忘自我”，是“五四”以來散文名家們的心得體會。古今中外許多散文佳作的篇名裏，大都有一個“我”字，如胡適的《我的母親》、徐誌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朱自清的《我是揚州人》、吳伯簫的《我還沒有見過長城》、丁玲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冰心老人九旬以後寫的《我的家在哪兒》、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邱吉爾的《我與繪畫的緣分》、川端康成的《我在美麗的日本》等等。這些中外散文史上的名篇，都突出一個“我”字。散文有了我，就有了真實的心靈，就有了豐滿的血肉，就像汁液飽滿的水果那樣，具有了鮮豔的色彩、獨特的芳香。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們懷著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我難忘在故鄉度過的第一個國慶之夜那歡歌笑舞、火把遊行的熱烈場景。建國之初，百廢俱興，幹部廉潔、作風嚴謹，萬象更新。五星紅旗指引下的共和國，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之後，轟轟烈烈地投入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接著思想改造運動，在知識分子中大規模展開：要求大家檢討原來的思想，轉變自己的立場。文藝批判，接二連三：批《關連長》、批《我們夫婦之間》、批《武訓傳》、批《清宮秘史》、批《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政治運動，綿延不斷，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1955年又大張旗鼓地搞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接著又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
1950年2月，我離開家鄉崇明島參軍。在陳毅當校長的華東軍政大學學習一年之後，即轉入華東軍區外語專科學校學俄語。兩年後即1953年，我被分配至南京雷達學校做翻譯。1955年，機關組織大家學習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按語時，同事發現我讀了胡風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文章之後，用筆畫上了著重線。單位領導便要求我檢查自己的思想，追查我和胡風的組織聯係。我是一個文學青年，不認識胡風，隻知道他寫過歌頌新中國誕生的詩。我對他的文章，發生了興趣，便畫上了著重線。我的檢查通不過，便組織人翻檢我辦公桌裏的信件，要求我交出自己的全部日記供審查。我百口莫辯，難以說清。一直折騰了三個月之久，才勉強過關。從此我猶如驚弓之鳥，小心翼翼，惟恐墜入深淵。知識分子們舒展開的眉頭，慢慢緊鎖起來；敞開的胸懷情不自禁地掩蓋起來，深恐自己的思想意識、自己的階級立場不能適應新社會工農兵的需要。1957年整風反右，許多著名作家都因為自己的作品和言論，而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之後，誰還敢暴露自己真實的思想，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獨特的體驗。正如巴金在《說真話》（《隨想錄》第49）中所說的那樣：“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至薄冰上麵，戰戰兢兢，隻想怎樣保全自己。”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作家們怎敢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真實的心態，描繪自己獨有的思想感情。寫作者大都放棄自我，泯滅自我，寫些歌頌工農兵模範事跡的通訊、特寫。藝術散文“通訊化”是當時的普通現象。作家就蛻變為“記者”，寫我都轉成記他，我被封閉、藏匿起來。所以文學性強的散文、美文，便顯得少之又少。在極“左”文藝思想嚴密控製、橫暴幹涉下，秦牧就寫些保險係數大的知識性小品；而那位把散文“當詩一樣寫”的楊朔，在他的名篇《荔枝蜜》《雪浪花》中也隻能不自然地引出勞動人民“老梁”、“老泰山”來作為抵擋被批的保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