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後來摧毀、橫掃一切的“文革”十年，更是匪夷所思之事。1957年反右之後，我離開軍隊，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1961年畢業，分配至《北京晚報》副刊“五色土”任編輯。當時“五色土”副刊正在連載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寫的專欄文章《燕山夜話》。《燕山夜話》短小精悍，寓意深刻，談政策，談時事，談學習，談思想，談科學，談史地，談文藝。寫法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談古論今，旁征博引，深得全國讀者喜愛。老舍先生稱讚《燕山夜話》是“大手筆寫小文章，別開生麵，獨具一格”。上海的姚文元原來也極欣賞，他於1963年寫信給我們說：“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北方的思想之花，頗有現實意義、思想意義。我要向他學習。希望你們也給我開個專欄，文章發表之後，也由北京出版社給我出版合集……”但是，三年之後，他於1966年5月10日拋出大批判文章《評“三家村”》，突然變臉，說《燕山夜話》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我們獲悉，這是一篇來頭很大、矛頭直指彭真、劉少奇的重“炮彈”。山雨欲來風滿樓。當時的北京市委飄搖欲墜，有關人士深恐招來殺身之禍，毅然決定銷毀姚文元的來信，以保全性命於亂世。運動中間，我作為“文藝黑線”上的小卒，被清理出《北京晚報》，帶著城市戶口去郊區門頭溝深山勞動改造。我在那兒收過秋、壘過堰、養過豬、挖過煤、趕過牲口、燒過石灰。一個人住在山頂石屋裏，為全國動亂的局麵，憂心如焚，困惑莫解。
終於迎來了1976年10月6日囚禁“四人幫”的日子，終於迎來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終於迎來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大討論，終於迎來了鄧小平同誌的複出和改革開放的新時代。1977年和1978年之交，文壇先後出現了舒婷的《致橡樹》、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心武的《班主任》等解凍、驚世之作。那時我已從山區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乘思想解放之東風，和王世敏、章仲鍔一起，於1978年8月籌組、創辦了《十月》雜誌，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文藝的複興，添磚加瓦、鋪砌寬路。我們接連發表了黃宗英的《大雁情》、劉心武的《愛情的位置》、李凖的《黃河東流去》、蔣子龍的《開拓者》、宗璞的《三生石》、王蒙的《蝴蝶》《相見時難》、鄧友梅的《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劉紹棠的《蒲柳人家》、張賢亮的《綠化樹》、張潔的《沉重的翅膀》、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王安憶的《荒山之戀》、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張一弓的《張鐵匠的羅曼史》、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張承誌的《北方的河》《黑駿馬》、賈平凹的《雞窩窪人家》、陳建功的《鬈毛》、閻連科的《瑤溝人的夢》、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階》，以及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靳凡的《公開的情書》、餘易木的《初戀的回聲》、劉克的《飛天》等一大批獲獎之作以及全國讀者喜愛的作品。我們創造性地由出版社創辦一份文學刊物，為新時期作家們泉湧、井噴般的作品，提供一個開放的、寬鬆的、百花齊放的園地。《十月》1978年秋創刊，半年之後，《收獲》複刊；一年之後，《當代》《花城》《小說家》隨之創刊。文學期刊，星羅棋布，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