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就是文學，這就是文學之所以千百年流淌不息的原因。總有一種情緒、一種高尚，是超越了民族、年齡和性別，而為大地萬物所共有的。我們每一次的寫作，難道不是為了講述如何將這個世界彌合在一起的個體經驗嗎。
邊疆作為一個區域，具有它不可忽視的特殊性；在邊疆的文學寫作，不能因為遙遠而懈怠，更不能因為異質而自大。如何讓邊疆文學共享中國文學的榮耀，這就要求我們不僅心懷整個中國的宏觀走向，更要深入到最細節的深處去。讓我們上天入地；讓我們情真意切；讓我們用筆，對那些流逝的美進行一次次的挽留、再挽留。
原載2009年7月18日
守望貧困
黃傳會
希望工程——這麵用道德和愛心編織成的旗幟已經飄揚了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來，330多萬名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兒童，擦去臉上的淚痕，重返校園；15000餘所希望小學在貧困地區拔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如同是一口警鍾在敲響，引起了政府和民眾對教育的關注。
二十年來，我與希望工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眼、自己的筆，一直在跟蹤著希望工程，並由希望工程擴展至我國的貧困現狀與反貧困事業。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開始實施。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希望我能寫寫希望工程，於是，便有了我第一次到太行山采訪的經曆。真沒有想到，這裏離北京不過一二百公裏，竟然會是如此的貧困，竟然會有那麼多的兒童因為貧窮而上不起學。麵對失學兒童們那一雙雙饑渴的目光，我覺得自己的心在發顫。為了掌握更多、更真實的第一手素材，我開始了一次“貧困之旅”——從大別山到十萬大山，從陝北到黃土高原，通過對六省（區）二十幾個國家級貧困縣深入、係統的采訪，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實施希望工程的緊迫性和它的現實意義。
1992年初，我創作的《希望工程紀實》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冰心老人專門寫了評介文章《請讀〈希望工程紀實〉》。馮牧先生對我說：“你抓了一個關係到我們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題材。從發展的戰略看，希望工程甚至比大興安嶺救火、華東賑災更為迫切！”令人欣喜的是，許多讀者看了此文後，紛紛向那些失學兒童伸出了援助之手。文中寫到的廣西平果縣湯那屯，兩年裏收到海內外善款26萬元。這些善款使得這個偏僻貧困的小山村蓋了學校，修了公路，通了電，學齡兒童全部免費上學。鄉親們說：“希望工程讓我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
在采訪失學兒童的過程中，我同時接觸了許多鄉村教師。我覺得鄉村教師是一個用特殊的材料組成的特殊人群，要不，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為什麼他們還能甘於寂寞、安心清貧，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默默地耕耘在教育這塊貧瘠的土地上？
我又出發了，開始了又一次的“貧困之旅”。從沂蒙山到赤水河、從大巴山到海南島，還是選擇貧困地區，這次略微不同的是，我將目光主要對準那些鄉村小學的教師，包括那些偏遠教學點的教師。一間間破敗不堪的教室，一張張營養不良的臉盤，一份份書寫規範的教案，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說，我們拿蠟燭來比喻教師的話，那麼，鄉村教師是兩頭都在燃燒的蠟燭！
1994年9月，我將長篇報告文學《中國山村教師》獻給了第十個教師節，我在此書的扉頁上，恭恭敬敬地寫著：“本書謹獻給：用自己的脊梁負載著中華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