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康樂縣胭脂鄉莊頭小學校長馬希民，教了大半輩子的書，教出的學生起碼有千把人，然而，由於家庭貧困，他自己的五個孩子，有四個都先後失了學。馬校長讀完拙作後，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讀了你的書，我流了一夜的淚。你的理解，給了我堅持下去的力量……”感到內疚的是我，我沒有為他們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我隻不過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過去和現狀……1994年，國務院製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我國農村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八千萬，這是何等沉重的一個數字！我似乎又聽到了衝鋒號聲，我又在躍躍欲試。許多朋友也鼓勵我繼續寫下去，去寫寫這八千萬人——這八千萬窮人。
我像戰士一樣再一次出征。再一次踏上了呂梁山、黃土高原、青藏高原……走的都是窮地方，接觸的都是窮苦人。在呂梁山，一位七十八歲的老人對我說：“當年，隊伍上的人告訴我們，等趕跑了日本鬼子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後來，日本鬼子被趕跑了，我們就盼啊盼啊，整整盼了五十年，盼到現在，還是連一日三餐都吃不飽……”
麵對老人的訴說，我無言以答。在貧困地區，我看到的不僅僅是貧窮，同時也看到了中國農民為了擺脫貧窮的困擾，向命運發起的一次次挑戰，進行的長期前赴後繼、百折不撓的抗爭。在《憂患八千萬》的創作過程中，我始終抓住兩點：一是要如實反映出農村的貧困現狀；二是要寫出中國人民反貧困所走過的艱辛曆程以及反貧困所取得的偉大業績。
《希望工程紀實》《中國山村教師》《憂患八千萬》組成了“反貧困三部曲”。有朋友戲稱我是“反貧困作家”，說我有“貧困情結”，那是黑色幽默。貧困不是好東西，世界上有誰喜歡貧困？什麼叫“反貧困”？“反貧困”就是要讓天下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能接受教育，過上有尊嚴、有陽光、有希望的日子。盡管靠寫報告文學來“反貧困”，其力量是相當有限的，但起碼可以反映民間的實情、傳遞百姓的心聲，盡一個作家的良心和責任。
四年前，中國青基會的朋友告訴我，現在在全國各大中城市裏，有千百萬農民工子女麵臨上學的困難，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可能吧？”但是，當我走進那些低矮破爛的棚區，走進城鄉接合部打工子弟學校那一間間昏暗的教室，走進農民工子女的心靈深處時，我禁不住為這個龐大群體艱難、尷尬的生存狀態感到震驚和憂慮。在與農民工子女的交談中，他們一次次向我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命運與城裏孩子不一樣？”“為什麼城裏有些叔叔阿姨老用歧視的目光看著我們？”“為什麼政府不要我們了？”這一個個“為什麼”，讓我意識到農民工子女教育所麵臨的迫切性、複雜性和嚴峻性。一位社會學家則說得更尖銳：“我們的政府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現在或許還看不出來，但若幹年後，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當你意識到農民工子女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長、都市能不能接受他們將關係到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發展，甚至關係到我國現代化的成敗時，你還有什麼理由不拿起筆來？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寫出了報告文學《我的課桌在哪裏——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一位評論家對我說：“在你的作品中，我讀到了兩個字：焦慮”。現實生活中，有很多讓人“焦慮”的事情，我們作家既沒有權，又沒有錢，但起碼可以去“焦慮”吧。
報告文學作家與小說家、詩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必須是麵對社會寫作，因此，沒有任何回避和回旋的餘地。他必須剖開胸膛直麵現實，他必須貼近民眾、貼近生活，貼近、貼近、再貼近！
原載2009年8月18日
我是誰
——在創作生涯60年座談會上的答謝辭
柯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