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我的學生譚樸、我的戰友覃琨、“我的病人”李英偉也為我敘述了那麼多的美好情誼，令我不但重溫了過去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也重新喚起了我一直埋在心底的對他們深深的感激。我在工讀學校不過隻待了短短兩年，而譚樸和他的戰友們卻終身過的是那天天“救火”的日子。如今小譚樸也已年過花甲滿臉皺紋；他的老校長劉瑞峰和老師們更是早已華發落盡病痛纏身，是他們心貼心地教會了我該怎樣去向人民教師學習，是他們不顧自己母親流著淚卻日以繼夜地去揩幹別人母親眼淚的精神，才衍生出那本《尋找回來的世界》。我在兒童藝術劇院隻不過寫了幾個劇本，可覃琨和她的演員同行卻克服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一輩子在台上蹦蹦跳跳，硬讓青春美女化成小小頑童。李英偉更是不止一次地帶領他的同誌們在各種場合向我道謝，其實更該感謝的恰恰是他們。在我每次動了大手術疼痛難忍或重病在身輾轉病榻時，我總是想著他們，對自己說：“晚期癌症病人能活，我就能活；他們在那樣痛苦甚至是淒慘的情況下還能樂觀向上、自強不息、回報社會，我也必須做到！”於是，我也就活了過來，努力繼續工作。他們才是我的老師，是我終身都在學習的親人。
而人民對我的厚愛又何止於此呢？1960年因我病危，在物資極端匱乏的情況下，醫院為我輸了2000多CC血，因為血庫裏的血不夠新鮮，就直接從醫生護士身上抽。
我至今不知道為我輸血的同誌們的姓名，因為無論我怎麼打聽，她們都不肯告訴我，隻說：“你問這個幹什麼？這都是我們應該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根本不認識的少年宮的莊正芳教練（就是在少年宮教過莊則棟的教練）悄悄找到我家來，讓我把正在上小學的兒子交給他，因為“黑幫”的孩子由於生活無著，往往會被社會上的一些人帶壞。我說：“他根本不會打乒乓啊！”他說：“你怎麼還這麼傻呢？我會說他有潛力。”我說：“不怕連累你嗎？我們家可是兩個‘黑幫’。”他擺擺手就轉身走了。於是我的兒子就這樣進了少年宮，以後也就上了北京最好的中學，我知道他這樣保護過的“黑幫”孩子不止一個，“文革”後都順利地考上了名牌大學。而他至今仍是個普通教練，退休後住在一座普通居民樓的五層樓上。我的兒子在上初中時，和另一個“黑幫”的孩子罵江青，被同學告發，他們的班主任把他們兩個叫去訓斥：“你們兩個黑幫崽子，還敢炮打？真是膽大包天哪！不知道這是反革命罪嗎？就是把你們一槍崩了，你們的爹媽也脫不了幹係！”這哪裏是追查，明明是在遞話。於是兩個孩子就咬緊牙關死不承認。班主任又遞話說：“這麼大的事，別人敢瞎說嗎？是不是和同學打了架，把人家惹急了？”兩個孩子趕緊說是打了架了。於是班主任忙找了那個孩子來，告訴他這不是件小事，如果屬實，是要蹲監獄，甚至被槍斃的——是不是因為你們打架，把你氣糊塗了，一時沒聽清也是難免的。要是沒聽清又判了他們，你還不得後悔一輩子——說得那孩子也二意起來，班主任又馬上安排他們向同學道歉，硬是把一個“反革命”案件消滅在了萌芽狀態。這個班主任當時才二十多歲，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可她竟這樣聰明、這樣勇敢，這樣有擔當！我在苦難中得到的類似的保護還有不少，比如：在鬥我鬥得最狠時，我曾上書當時剛調到文化組戲劇口的、沒見過麵的李英儒同誌，我信任他，因為他是寫過《野火春風鬥古城》的老作家，他果然不怕牽連很快地批示下來，使我沒有再度被關押；後來又有一個剛剛調到文化組的新會地委書記黨向民，是我在廣東開會時僅僅見過一兩次的同誌，到青藝參加批鬥大會，竟專門從台上走下來，到“黑幫”隊中和我握手。雖然他們的這些作為並不能改變我“黑幫”的身份，但這種心如明鏡是非分明、堅決按黨的傳統辦事的凜然正氣，這種在任何險境、多大的壓力下也千方百計給同誌以溫暖、以援手的革命情誼，怎能不令人感動萬分！當時我還聽說了多少類似的故事啊！像寫《鐵道遊擊隊》的劉知俠同誌被鬥得死去活來時，是芳林嫂的人物原型把他藏在自己家中；像在“紅色風暴”中，王昆的老保姆把她的小兒子八月徑直帶回了自己農村的家，成年累月地養了起來——就像當年的老根據地人民保護和堅壁八路軍，又像紅軍長征時把無法攜帶的孩子托付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