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名伶向來以唱戲並能夠上座兒，為自己的天職。很少有人寫文章研究理論，這樣做就會讓同行恥笑，認為“不是這裏事兒”。
對於這一傳統，上海的周信芳早就保持了頭腦的清醒。1930年，他以筆名“軒轅生”發表文章說：
“這個唱的地位，是代表不緊要的敘事，或竊思自歎，碰巧劇情緊湊的時候，嫌唱煩瑣，破壞戲的空氣，敘事一段，就由牌子代替。唱在編戲的時候，可以說是隨意添置。但是重要的話，編戲的卻不能刪去，而且還要使他念得清楚，才能使觀眾明白劇情。謂之七分話白三分唱，以念白為主，先使觀眾明了了劇情，以做工輔助話白的不足，用鑼鼓使白和做全節入軌，第四部再用唱，來助觀眾興致。”
“我拿戲情注重，自然要拿念白、做工，做主要，拿唱看作助興或輔助戲的哀樂的，自然是附屬品。”
“演戲的演字，是包羅一切的。要知道這演字，是指戲的全部，不是專指唱。”
（——見《周信芳文集》第310—312頁）
周為什麼能夠說出這一番話？原因有二：第一，他學戲在南方，磨煉在北方，最後又回到南方堅持演出。有了這一來二去，他對南北對比了然於胸。第二，他堅持在南方演戲，發覺上海是一個“五方雜處”之地，觀眾的成分、來源以及審美習慣，都大不同於北方。作為演員，隻能順應這一大局。如果在這個大問題上盲從北方的認識，就會把自己置於尷尬的境地。與其將來尷尬，不如現在就把問題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