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都同時使用這兩種禁限機製，偏重不同，卻可造成極大的差別。上麵我們已提到過現代社會共同趨向是漸漸偏重體製法律式，以給社會成員較大的個人生活方式選擇餘地。
九
任何文化，不可能絕對均質，不可能對社會每個成員使用同樣的規範，施加同樣的道德要求。
大部分社會有一個控製文化詮釋規範的“意義上層”(meaningélite)，有控製政治力量的“權力上層”(powerélite)，許多社會有控製經濟活動的“經濟上層”(moneyélite)，這三者可以互相滲透互相疊合一部分。例如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大夫階層，既是意義上層，又是權力上層；在政教合一國家中，教會作為意義上層與權力上層重合；在經濟國有化社會中，權力上層亦即經濟上層。可是在大部分現代社會中，三者職司不同，成員疊合相兼不多。
而不管何種情況，社會大部分成員，在文化上接受現成的詮釋規範，在政治上被控製，在經濟上處於從屬地位。
不同社會集團、階層，對文化規範的尊崇態度異中有同，其共有的部分是一個文化的基礎。一般說來，意義上層與一個文化的規範價值之認同幾乎是絕對的，這個集團必須控製規範的解釋，並作出對規範的適應性調整。對權力上層與經濟上層，尊崇規範的壓力也比對社會其他部分大。雖然相對於意義上層來說，比較鬆一些。隻有這些上層的違禁，才構成“醜聞”。醜聞具有新聞價值，就證明是例外。
中國曆史上幾個著名的道德家皇帝，其嚴厲詔令主要針對意義與權力上層，即士大夫官吏。朱元璋洪武二十二年著名的“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腳”酷令，是針對“在京軍官軍人”，不是針對小民的。玄燁登基不久，康熙二年即發禁令“嗣後如有私刻瑣語淫詞，有乖風化者，內而科道，外而督撫，訪實何書係何人編造，指名題參，交與該部議罪”，既是“題參”、“部議”處理，當非小民。
十
並不是說中國傳統社會中對社會下層並沒有施加禁限，隻是禁限方法不同，寬嚴程度不同。區分君子與小人，是儒家倫理哲學的最基本環節之一。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說明了道德的社會分層的施行機製。
關於這點，二程很有理解。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是聖人不能。
把孔子說成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恐怕把文化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漢儒寫定的五本儀禮書，是社會上層的行為規定。試問《禮記》這段規定如何施行於小民之家？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社會上層，尤其是意義上層，權力上層，眾目睽睽，眾言紛紛，這些階層想維持其控製權力，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道德辯護，而這規範必須是整個社會普遍接受的規範。
至於社會下層，尤其是政權和主流文化難以觸及的下層，不得不找行為根據時，也必須求諸這套儀禮規範，能變通時就變通。這些變通對於整個文化秩序並不起根本性的威脅，因為下層並不試圖設立獨立的規範。欲有所依時，必求於禮，上層社會必須有所依據的場合多一些。沈從文《蕭蕭》寫下層童養媳通奸，若懲辦則有所據，不懲辦則無所據，無所據謂之變通。變通是社會下層享受的特權。“這事既經說明白，照鄉下規矩倒又像不怎麼要緊，隻等待處分，大家反而釋然了。”
上緊下鬆、下層變通，實際上並不是對下層人民“寬大”，而是一種文化規範得以維持有效的必要方式。文化規範隻有靠示範，才能維持其有效性；隻有靠適當變通，才能延展鋪蓋到整個社會，為“全社會”認同。
十一
上緊下鬆，在性與色情問題上，與其他道德問題上一樣，也是由於上層的活動更具有公開性，使原可屬於個人問題的事變成公眾“性”。“萬惡之首，實唯邪淫，況居高位，式化匪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