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小說找民族共識
金庸小說，宜作為寓言小說讀，這個問題不少論者已經談及。但是推論的下一步，或許還可一談：正由於金庸小說不是一般的武俠小說，它們並不“反映”中國人的某種“民族性”，例如“好俠尚義”，“善惡分明”，“英雄崇拜” 等等。——金庸小說並不反映，而是反思這種國民性，其武俠題材與寓言主題之間，有明顯的張力。
大多數金庸小說， 可以讀成“成長小說”，書中的主人公習武成俠，走向江湖，但是在經過各種高手威逼，卷入打殺報仇搶寶爭霸，曆遍武俠世界，飽經滄桑之後，走出江湖。
又是寓言小說，又是成長小說，如何理解？主人公成長的標誌，是翻然徹悟，是取得一種超越——即從有限的人生經驗，體驗到一種無限性。
如果說金庸小說“反映國民性”或“表現民族性格”，就會有很多說不通的地方。國人雖然愛讀武俠，而俠義式的善惡分明，卻並非普遍的國民性。實際上中國人比起許多其他民族，善惡並不更分明一些，俠義精神恐怕也少些。
中國人的善惡觀，或俠義觀，有其更根本的底蘊。而金庸小說，是這些民族性底蘊的深刻寓言。在這篇文字中，我稱這些為“民族共識”，也就是說，中國人， 無論善惡分明不分明，俠義不俠義，都多少讚同的一些更根本的想法。
一
我關於民族共識的討論，當然是受了哈貝馬斯(jungen habermas)關於“共識”(consensus)理論的啟發。隻是哈貝馬斯談的是社會共識，探討的是當代多元社會中有待形成的共識。我想在金庸小說中找到的，卻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無論屬於何種階層或集團，其思想方式的最低公分母，是已經存在許多世紀的基本思維方式。
哈貝馬斯作為德國闡釋學傳統的繼承人，強調人們通過語言進行的“交往行為”(communicative action)，互相作為認識對象。“經驗的客觀性就在於，它是在主體之間分享的”。民族共識由無數世代的文化積累形成，成為一個民族不言而喻的判斷標準。一個民族的個體，思想千變萬化，但變異往往隻能構成個人的特立獨行，或局部的小潮流。民族共識卻在民族共同潛意識的深部運作，它的變化極其緩慢，成為紛亂起伏的各種思潮背後的“原範型”(arch-paradigms)
。哈貝馬斯強調，現代性本身引發進步，同時造成反進步。當代社會的極端分割多元，各種利益集團必然衝突，導致行為規範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行為規範危機，在中國當代社會已經非常明顯。而且，我認為，這會成為中國麵臨的最大危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超大國家，沒有一個大致被認可的行為規範體係，隻有應付眼前問題的政策，方法，手段，隻顧近慮不想遠憂，時間越長隱患就越嚴重。
這不是幾個知識子的危言聳聽。近年來，我們看到聽到許多關於價值失範、世風淪喪、民族素質嚴重下降的驚呼，有識之士為此扼腕，苦於找不到解決方式，甚至找不到基本的出發點。
曾經有幾個人提出“拉下麵子比弄虛作假好”，由此引起爭論。但是爭論的另一邊，提倡“終極關懷”，陳義過高，也並非天天要算賬的小民所能接受。
有人提出宗教情懷，但是宗教的號召力，最終還是必須基於民族共識。
因此，我認為哈貝馬斯的論題，對於當代中國，甚至比對哈貝馬斯自己的國家更重要。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甚至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各有各的社會問題，但是其宗教、意識形態並沒有根本動搖。哈貝馬斯的任務是如何以批判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改造再建交流原型，以促成社會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