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單向道：20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勢態
下文說的是幾點觀察到的現象，不是分析，更不是評價。
就一個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基本勢態是：西方文化人來中國，是當老師；中國文化人去西方，是當學生。一百年來，這個格局基本上沒有改變。原因是：西人來教的，中國人去學的，說是西學，實際上是普遍之學。更確切地說，西學一直被視為普遍之學。
現代中國一直有西方熱，現代西方也一直有中國熱。但是現代中西文化交往，一直是“兩個單向道”——表麵有來有往，實際是單向。
如何單向
中國人去西方當學生，西方人到中國當老師。這個局麵已經一百多年，至今基本格局未變。從世紀初康梁到西方學維新之道，顧維鈞馬寅初等清末民初留學生，到五四一代（例如整個《新潮社》）幾乎全部留學，一直到50年代的留蘇，八九十年代的留美，中國文化人看來一百年還沒有畢業；而西方人，赫德來教中國海關稅法，莊士敦來給溥儀啟蒙，李提摩太卡拉罕鮑羅廷教革命之術，杜威羅素講現代哲學，瑞恰慈燕卜蓀講文學理論，一直到近年詹明信傅利曼，教的東西，學的東西，不是“西學西術”，而是“學術”。
這當然是老生常談了。我想說的是例外，既是“規律”，就有例外，本無足奇，但這些例外常有規律可循。中國人在西方也有當老師的：在人文社科領域當教師的，基本上是“教國貨”。從趙元任起，“海外學者”的教學研究大多與中國相關。自60年代起，中國人文社科留學生大量留居西方，造成近年來西方“中國學”的巨大進展。
以普遍理論，或以西方文化為專業的人，相當稀有；其中有獨特貢獻的，更是鳳毛麟角。我曾經追蹤盧飛白等在西洋教西方文化的人物，他們即使書教得不錯，研究或著述，卻很難堅持留在純西方或純學術領域，大多還是轉向中國文化，或中西文化對比。
另一個例外，也一樣不例外：西方到中國的當學生的，近年漸漸增多，但是他們絕大部分學的是漢語，或是作中國課題研究。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條讓文化學者爭論不休的口號，在實踐中卻是一目了然：一百年的實踐，西學被等同為普遍性，為體；中學明白無誤是特殊性，為用。我這麼說，並不是讚同這種假定的普遍性，因為此種假定經常闖禍：李德到中國教革命戰爭，不明白麵對的是中國戰爭；傅利曼到中國教價格改革，不明白麵對的是中國市場。盡管有此種教訓，西方性即普遍性，這個設定，基本如舊：今日的知識分子，認為可以套用西方學院左派的文化角色，建立中國學院左派；今日的時髦青年認為西方式酒吧舞廳文化，就是“文化”。
中國一個世紀翻譯的西方文化文學著作，看來超過任何國家，幾乎無書不譯。但是有例外：西方人寫中國的作品，哪怕影響巨大，如馬爾羅的《人境》，賽珍珠的《大地》，一直無法使中國人感興趣。即使譯出，讀者也看不出好處。批評家都怪“細節失真”，中國人自己寫中國的作品，細節就那麼真實？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國讀者期待的西方性、普遍性被中國題材固有的特殊性破壞了。
西方人，不管他們對中國如何好感，很明白他們在當老師。詹明信到中國，講的不是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而是“普世性”的後現代主義，並且想當然地認為適用與中國。他也講中國文學，說證明了他的論點：第三世界的文學，具有特殊性質，都是“民族寓言”。我想不通：為什麼魯迅寫的是民族寓言，而卡夫卡或福克納不能讀成“民族寓言”？
近20年來，海外華人的西文文學，蔚為景觀，與林語堂的時代相比，已經進展巨大。這兩種文學，有很大區別。但是兩者有一個相同點：無論作者在哪裏長大，無論使用何種語言，兩類作者都是在西方寫中國題材。由此也決定了這兩種文學，都難以返回中國：林語堂用英文寫的《京華煙雲》名滿歐美，哪怕林語堂是漢語散文大家，這本大作依然讓國人看不到好處。至於湯婷婷的《女戰士》，譚恩美的《喜福會》，在美國已經是現代經典，在中國始終受冷遇。
除了說，中西交流，實為單向軌轍，否則無法解釋這個局麵。
外行大師
西方對中國——這個希臘、希伯來文明最遠的，也是最對應的他者——的密切注視，自17世紀耶穌會開始，至今已經有五個世紀。colin mackerras發現此種注視導致的“正麵”與“負麵”評價，形成鍾擺式變動：大致每個世紀一變。但據他說，在20世紀，頻率加快，有八次大擺動，幾乎每十年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