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時代的主導話語相比，新浪漫派文學中似乎缺少對於“社會公正”、“平等”問題的關注，這與其作為個人性話語所具有的中間階級的文化屬性、道德立場有關。它是站在個人性立場上發言的，屬於一種非革命的寬泛意義上的“常態”文化，而時代主導話語則是一種“造反”、“革命”的異端文化，這種社會屬性的差異，造成了他們不同的道德態度。尼布爾說過：“中產階級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它們的特殊利益和超越它們的普遍利益，普遍價值觀等同起來。”也就是說他們以人類全體利益的代表自命，他們習慣於站在人類全體利益的立場上立言。他們追求的是一種普遍的價值觀，著眼於一種人類的共性，致力於一種正麵的“道德實踐”。中產階級的道德把自己看成是基本的個人，而無產階級道德則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社會群體的基本成員。它不是一種立足於個人的道德，而是一種集體主義的道德。他們相信通過鬥爭，革命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中產階級則企圖使個人道德準則對整個社會關係都具有權威性，他們表現出真誠的努力要為人類群體行為創造個人道德規範。這種道德理想主義是立足於人類的共同利益之上的理想，無名氏的《無名書》就是這樣一種道德理想。他們對宗教的和理性的理想主義的能力充滿信心，總是希望某種理性的良心的力量能夠被創造出來，超出它自身的階級利益，為人類著想，所謂“為生民立命、為萬世謀太平”。無名氏曾這樣說過：“今日世界有許多禍源，其中兩個心理禍源是：（一）隻要有機會，每個人都想奴役別人。（二）知識分子怕勞動。將來世界每個人都有獨立人格，誰也不能奴役誰，各人做自己應分做的事，至於勞動，應看成與運動一樣重要，每人每日應做點勞動，以鍛煉身體。在將來，不需要少數突出的英雄，而需要大多數精神、物質異常平等的人民。”這與張載的那種儒家的社會平等理想是完全一致的。《無名書》的最後一卷《創世紀大菩提》中，印蒂在西湖邊辦“地球農場”，也就是在進行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新村試驗”。但這種著眼於人類的道德試驗並不足以掩蓋其固有的階級性，印蒂等農場股東們對於農場工人仍具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施舍的權力，這種中產階級的道德理想總帶有某種程度的“自欺”的色彩，但是就它所表現出來的真誠的努力，要為人類群體行為創造個人道德規範的理想來看，這是永遠不會被完全拋棄的正麵的道德態度。無產階級的道德態度也不隻具有“階級性”，同樣具有“人類性”，但這種人類性是建立在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之上的，而中產階級的道德態度則是一種階級社會裏的“超階級”的道德態度，它更偏重於個人私德方麵。
20世紀中國民粹主義思潮的高漲，使“社會平等”問題成為了高於一切的核心問題，人民民主啟蒙以啟發階級覺悟、民族覺悟和新道德為取向，形成了一種集體主義的階級倫理，它與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倫理的衝突在40年代日趨激烈。當時較為突出的一個論爭是圍繞著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展開的，沈從文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信守的是一種傳統的個人性道德。他對於“社會平等”問題素來持審慎態度，他曾寫信給他的朋友巴金，直言不諱地點明巴金的“誤區”就在於“太喜歡讀《法國大革命史》”，幻想能以法國大革命的方式在一朝一夕、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他的《芷江縣的熊公館》寫的是清末和民國初年的維新人物、大士紳、曾擔任過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的熊希齡。沈從文著重褒揚的熊府人的“高貴”的私人品德，說熊是“蘊藉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維新思想的人物”。熊府裏的主人保持著一種傳統的德性“忠厚寬和，忠恕純厚，樂天知命，英邁不群”，具有一種少見的“素樸和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與深思”。這自然激起了進步文化界的激烈反應，馮乃超撰文指出：“拿這種寫法來遮掩地主剝削農民的生活現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這就是沈從文寫《熊公館》的主題……地主階級的弄臣沈從文，為了慰娛他沒落的主子，也為了緬懷過去來欺慰自己，方寫出這樣的作品來；然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也是最反動的文藝。”13這是以一種集體主義的階級道德對沈從文的私人化的、個體道德模式的批判。其實對這種生活方式、情趣、道德的批判從抗戰時期就開始了。無咎曾對李廣田的長篇小說《引力》做過這樣的評論：“自然、美、愛與永恒相結合的這一種宇宙觀。從其本質上說，是封建思想的一個派係的傳統。這種封建思想的傳統，表現在《引力》中最露骨的是高月波家庭環境描寫這一節上，一個封建地主——開明士紳的家宅，引起夢華對一個家，一個永恒的平靜和謐境界的夢想的向往，這種封建思想的一個派係的傳統，也可稱之為泛神論。大詆是農業社會的理想，大半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這一宇宙觀卻正是妨害我們作者向人生突入的阻力，這一種泛神論的宇宙觀反映在文藝上，往往是人性論的而非階級論的，人性論的宇宙觀變為創作方法時，即就是將人性一般來塑鑄他的人物；人不是這樣一般的良善，就是那樣一般的醜惡。他不能將人性的一般（生物學範疇的）和人的具體生活（社會學範疇的）實踐相結合。”14這一番話用來評論徐和無名氏的創作也同樣適用甚至更為合適。“自然、美、愛與永恒相結合的宇宙觀”在“新浪漫派”創作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甚至可以說是靈魂所在，但要說它是“封建思想派係的一個傳統”，這有欠精確，因為它雖產生於“封建社會”，但還有其“超封建”的意義。即使走出封建時代的人仍對其有一種深層的精神上的需求。誠然每一種思想、文化都有其賴以存在的社會、時代土壤，但這隻是它的派生、附屬條件，而不是其本身，假如就其派生、附屬條件來估價其意義，那就難免有“買櫝還珠”之嫌。《引力》中的夢華對一個“家”，一個和平、靜謐溫馨世界的夢想，是身經喪亂，飽受流離顛沛的中國人的共同的夢想，它是有“階級性”，但也是超“階級性”的，它更主要的代表著一種“亂久思定”人類生活的“常道”、“夙願”，它滲透著戰亂時代的人的一種濃重的人生的悲感和誠摯期望。身處上海孤島的錢鍾書也曾抒發過這種亂世流離的悲感和對太平歲月的緬懷向往：“餘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處，賃屋以居。先人敝廬，故家喬木，皆如意園神樓，望而莫接。少陵所謂：‘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立錐之地，蓋頭之茅，皆非吾有。”徐和無名氏的內心深處也都充滿著這種人生的悲感和對一個永恒平靜、和謐之“家”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