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與沉醉於“愛情”，是“新浪漫派”文學所處時代的人們超越現實生活的兩種主要方式，所以“革命”與“戀愛”就成為其時代文學的一大主題。但前者是與犧牲、獻身、禁欲、克己聯係在一起的，後者是與唯美主義、享樂主義難以區分的，雖然他們的享樂不是指醇酒美人而是更注重精神上的體驗和享受。徐的以“愛情代宗教”本身就代表著一種精神性和凡俗性兼具的性質。徐對中國以往小說中的愛情表現是不滿意的，他認為：“戀愛小說，本來有所謂禮拜六派一批作家，也早已寫過，大概都是舊式的相思之苦、身世之感，或者是苦盡甘來、團圓結合一類的間架。文學研究會所謂‘為人生而藝術論’一出，就說，這些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是無病呻吟，於是出現一種反封建的戀愛小說，即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買賣婚姻的戀愛小說。也可說是載道的改革社會性的戀愛小說。創造社這種浪漫主義理論，便產生了一種戀愛至上主義的為戀愛而戀愛的小說。這些小說因為專寫戀愛，在戀愛心理上有較好的描寫，所以一時很引起年輕讀者的愛好”徐對以上傾向都不感興趣，他認為：“戀愛之所以神聖，我覺得完全唯有宗教般的信仰，有宗教般的信仰方有神秘的氣味。”他認為像西方現代男女之間已經沒有半點的神秘，所以戀愛不會再有。相反在中國和日本卻還保有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愛情。這種愛情的特點在於“它是出世的，入世的愛情，是有親疏厚薄之分的，出世的愛情，沒有則已，有則沒有別的，為這份愛情可以犧牲自己，可以死。”宗教之愛，愛的是神本身；而浪漫之愛，愛的是人身上所表現出的這種出世的“神”性。正因為有這樣一種浪漫主義的宗教性的愛情信仰，所以徐和無名氏都傾向於對於世俗情欲的超越，而著重於捕捉愛情之中閃現的人的靈性、神性。這種愛在徐表現為一種獨身者的愛，這種獨身者的愛的特點是它屬於精神，而不專一，它抽象，而不空虛，它永遠是贈與，而不計算收受，它屬於整個的人類和曆史，它與大自然合而為一，與上帝的胸懷相等。“而無名氏所要做的則是那種願意為所愛者付出一切的”神聖戀人角色，願意為所愛者付出一切而不求回報，這在他與塔馬拉的愛情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與五四時期的浪漫主義的戀愛小說，徐和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像前者著重於反束縛、反禮教的個性解放意義，而更注重表現這種愛情中所顯現的人性之美。這種愛不是性的占有與征服，而是為了愛可犧牲性，為了對方的幸福可以犧牲自己所擁有的愛。這是愛的一種靈魂淨化作用。所以徐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直接從男女之愛上升到了上帝之博愛，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塔裏的女人》中的情愛，也都進入了一種超越世俗的宗教境界。這種浪漫主義的愛情信仰在三四十年代的人們心中已經顯得過於天真，像張愛玲就不相信人間能有這種神奇的愛情，她的《傾城之戀》通篇彌漫著對這種浪漫之愛的戲擬與反諷。她認為：隻有小說裏有戀愛和哭泣，真的人生裏是沒有的。所謂愛情，背後隱藏的都是利害的考量、得失的算計，隻有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中才可能出現這種奇跡式的愛情。像範柳原、白流蘇的結合，是以傾城之災的戰亂為代價才偶然成功的。這種戰亂時代的人的心態徐也不是沒有體察，他曾說過：沒有自由戀愛的時代，是因家庭而求婚姻，有了自由戀愛，則是為要結婚而不能不有麻煩的家。一夫一婚是自私的根源，在變動的社會、流動的生活中家是包袱，但也是最大的慰藉。越是長期過著獨身生活的人，對家庭越有這二種的感覺，背慣這包袱不覺得沉重，也不覺得慰藉。然而一聽到世界要遇到三次大戰的時候，他們忽然為獨身漢慶幸，而獨身的男女則似乎更想早點結合，人永遠是這樣的矛盾。但徐不會寫出像張愛玲那樣的作品，緣於他不以揭示現實為滿足，他於現實之上還有一個愛的理念，雖然這種理念的存在給他帶來的可能是對現實的更大的悲觀。
在徐和無名氏的成名作《鬼戀》、和《北極風情畫》中，他們小說中的主人公開始都是大動蕩時代的唯情、唯美的快樂主義的信奉者。兩篇小說中的情愛主題都與重大的時代政治革命主題發生密切的關聯。《鬼戀》中的主人公，一個是在大都市生活的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生活悠閑舒適，情趣高雅浪漫，對世俗的生活抱有一種滿足和沉澱態度。但他的所愛者卻是一個厭倦於人世的出世者，他給她指的路是“做個享樂的人，我要你享受，享受，在這人生裏，在社會中，為它的光明，你的力、你的血已經犧牲了不少，你現在的享受也是應該的。我知道你是愛我的，聽我的話，愛，今朝有酒今朝醉！”但“鬼”最後給他的答複是：“以後我還是過著鬼的日子，希望你好好做人。”“鬼”吸引著我的是她的出世之美，那種仙一般的活躍和飄逸以及佛一般的莊嚴，但它畢竟是屬於“鬼”的而不是屬於“人”的，在“我”和“鬼”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個難以跨越的界限，這種“俗界”和“鬼界”之別，並不妨礙“我”對對方的欣賞和理解，反而向我提示了一種別樣的人生境界，雖然這是“我”所難以達到的境界，一種宗教性的境界。徐在30年代曾經說過：“我個人並沒有什麼宗教信仰，也相信宗教會有不存在的一日；但這要等有代宗教的而起的一種事物的產生。我覺得宗教之所以存在，它的精華就在於使人注意生的幻滅與死的降臨。一個人一生出來就在人群裏麵，碌碌一生始終脫離不開社會一步。但是歸根結底到肉體一硬，還是交給了自然。所以死的問題就是人與大自然的一個交點。我並不是要人們去過出世的生活，人類的文明就在於有一種這樣日新月異的社會。但是如社會越來離自然越遠，把宇宙看成了非常淺狹，忙忙碌碌、爭名奪利，忘忽自己的母親是多麼偉大，這是多麼悲慘的事情！”所以他認為讓經聲佛號提醒人一點死的消息，對於人來說還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將人現實的功利境界提高到一個較高的生存境界關注一下人的生存的終極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