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汝良讀書，有個壞脾氣，手裏握著鉛筆，不肯閑著，老是在書頭上畫小人，他對於圖畫沒有研究過，也不甚感興趣，可是鉛筆一著紙，一彎一彎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個人臉的側影，永遠是那一個臉，而且永遠是向左。從小畫慣了，熟極而流。閉著眼能畫，左手也能畫，唯一的區別便是：右手畫得圓溜些，左手畫得比較生澀，凸凹的角度較大，顯得瘦，是同一個人生了場大病之後的側影。
沒有頭發，沒有眉毛眼睛，從額角到下巴，極簡單的一條線，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國人——鼻子太出來了一點，汝良是個愛國的好孩子，可是他對於中國人沒有多少好感。他所認識的外國人是電影明星與香煙廣告肥皂廣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兒，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親不是個壞人，而且整天在外麵做生意，很少見到，其實也還不至於討厭。可是他父親晚餐後每每獨自坐在客堂間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臉喝得紅紅的，油光賊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親開著爿醬園，也是個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親，就應當是個例外。
汝良並不反對喝酒。一個人，受了極大的打擊，不拘是愛情上的還是事業上的，踉踉蹌蹌扶牆摸壁走進酒吧間，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聲：“威士忌，不擱蘇打！”然後用手托住頭發起怔來，頭發頹然垂下一綹子，掃在眼睛裏，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那是理所當然的，可同情的。雖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為一種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親，卻是猥瑣地從錫壺裏倒點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麵喝，一麵與坐在旁邊算帳的母親聊天，他說他的，她說她的，各不相犯。看見孩子們露出饞相了，有時還分兩顆花生給他們吃。
至於母親，母親自然是一個沒受過教育，在舊禮教壓迫下犧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憐人，充滿了愛子之心，可是不能夠了解他，隻懂得為他弄點吃的，逼著他吃下去，然後泫然送他出門，風吹著她的飄蕭的白頭發。可惡的就是：汝良的母親頭發還沒白，偶然有一根兩根白的，她也喜歡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並不見她哭，隻見她尋孩子的不是，把他們慪哭了。閑下來她聽紹興戲，叉麻將。
汝良上麵的兩個姊姊也和他一般地在大學裏讀書，塗脂抹粉，長的不怎麼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姊姊那樣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還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髒，憊賴，不懂事，非常孩子氣的孩子。都是因為他們的存在，父母和姊姊每每忘了汝良已經大了，一來便把他們混作一談，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裏向來不開口說話。他是一個孤伶伶的旁觀者。他冷眼看著他們，過度的鄙夷與淡漠使他的眼睛變為淡藍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誰都不覺得。從來沒有誰因為他的批評的態度而感到不安。他不是什麼要緊的人。
汝良一天到晚很少在家。下課後他進語言專修學校念德文，一半因為他讀的是醫科，德文於他很有幫助，一半卻是因為他有心要避免同家裏人一桌吃晚飯——夜校的上課時間是七點到八點半。像現在，還不到六點半，他已經坐在學生休息室裏，烤著火，溫習功課。
休息室的長台上散置著幾份報紙與雜誌，對過坐著個人，報紙擋住了臉。不會是學生——即使是程度高的學生也不見得看得懂德文報紙。報紙上的手指甲，紅蔻丹裂痕斑駁。汝良知道那一定是校長室裏的女打字員。她放下報紙，翻到另一頁上，將報紙折疊了一下，伏在台上看。頭上吊下一嘟嚕黃色的鬈發，細格子呢外衣，口袋裏的綠手絹與襯衫的綠押韻。
上半身的影子恰巧落在報紙上。她皺皺眉毛，扭過身去湊那燈光。她的臉這一偏過去，汝良突然吃了一驚，她的側麵就是他從小東塗西抹畫到現在的唯一的側麵，錯不了，從額角到下巴那條線。怪不得他報名的時候看見這俄國女人就覺得有點眼熟。他再也沒想到過，他畫的原來是個女人的側影，而且是個美麗的女人。口鼻間的距離太短了，據說那是短命的象征。汝良從未考慮過短命的女人可愛之點，他不過直覺地感到，人中短了，有一種稚嫩之美。她的頭發黃得沒有勁道，大約要借點太陽光方才是純正的，聖母像裏的金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