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硯池說：“我的前途決定你的命運，你依然站在我的‘賊’船上。我估計，省委如果把我正常安排了，你也會有個體麵的去處。‘12·6’大案，你確有失察失策之處。但冷靜地說，‘12·6’大案的犯罪土壤在社會，經濟越發達，犯罪率越高，這是規律。更大的責任在政府，在警方。硬叫商場老總承擔什麼責任，這是張冠李戴，是李佑挾私報複。政府沒有把工作做好，當然我自己也有責任。我們各級政府總是這樣，經濟發展了，人多了，事情多了，就增加個派出所治安室什麼的。很少有人想過，大規模進城淘金的人，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燒香的拆廟的，添柴的潑水的，啥人沒有？都叫商場老總監控甄別他們嗎？警方應給四海商場道歉才對。因為他們工作不到位，才給人家造成如此被動局麵。但要澄清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有充足的時間過渡。換個角度講，咱得有耐心。”
返回的路上，他們在鐵路交道口等待列車通過。車窗外擠著一輛奔馬車，周慧莎看到，奔馬車上，剛做媽媽的年輕村婦，正撩起皺巴巴的上衣，一麵把紅潤的乳頭塞進嬰兒的小嘴兒裏，一麵對開奔馬車的男人說著話。那男人扭過頭來，對女人肯定說了什麼猥褻的話，因為女人對男人大笑著罵道：“不要臉！”
周慧莎感歎地呼出一口氣，兩眼一閉仰躺下去。一列客車呼嘯著穿過道口，起杆放行。鄭硯池開著車，緩緩行駛在新近開通的三環大道上。
鄭硯池說：“曾立誌成為儒商的人，不能對孟子置若罔聞吧。‘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慧莎，我承認自己道行不深，修行不到家。但我也絕非是李佑解讀的鄭硯池。為了預防風險，我也是做了人事囤積的。就像農民把紅薯蘿卜貯藏起來，以備嚴冬的到來。你知道，省直市直，都有不少人議論我北京有人。不錯，沒這個關係，當初連副市長候選人都弄不成。但我始終也不透出來什麼關係，我不承認，也不否認。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就在於神秘。之所以長安失守，叫李佑得手，並借勢發力，我倒成了菜鳥，被驅逐出局，最關鍵的是，我不是政客。”
周慧莎說：“事情就是這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恐怕他們還惡人先告狀，除了四海問題，還會羅列你的城市管理問題，文化娛樂問題，等等。”鄭硯池說：“是的，有些問題的確是市長的問題。比如，人家提出的發展經濟忽視文化建設的問題，說全市的廣播電視擠滿了江湖大夫，彌漫著藥味。我留心了一下，嚇了一大跳。市轄電台電視台，都在看病賣藥，健康的文娛節目，幾乎成了邊角廢料，被擠到黃金時段的邊緣，可有可無的角落。挺可怕的，天天性病泛濫，低俗語言橫行。那麼，有品位的高雅市民，隻會越來越少。難啊，電台電視台的台長，都難於免俗，市長的能耐也不比他們強多少。我也是俗人一個，所謂市長，就是市麵上是一市之長，市麵下不疼不癢。再說了，台長們大都手眼通天，和上邊有瓜葛。還有，政策把這些事業單位齊刷刷地推向了市場，市長有什麼理由，去堵人家的創收渠道？市長，上有公公婆婆，下有烏眼雞派係，真叫我作難了。”
周慧莎說：“這是一種社會現象，我們個人哪能負得起責任啊！”鄭硯池說：“是啊，大環境出了問題，草原狼遷徙了，沙塵暴起來了。環境生態出了問題，我們下台，未必就證明我們平庸無能。不過，我們必須承認自身存在問題，不是戰略問題，是戰術問題。不是指導思想問題，是處置上下級關係的技術問題。現在，工作中生活中，請客送禮打點關係的人，像過江之鯽，亂擠扛，亂碰頭。可我卻不能和他們齊步走。細想起來，即便不送禮不送錢，也得跟他們一塊跑，裝作行賄拉關係的樣子。我想去拉關係，又患得患失，舉棋不定，光想沒做。我這方麵的智慧不夠，所以，和他們步伐不一致，我踩了他們的腳，他們也踩了我的腳，由尷尬生猜忌，由猜忌被推入另類，最終被淘汰出局。丟人的是自己，陶醉的是他們，我們顯得很缺心眼兒。在我仕途的春天裏，總是善意樂觀地感覺環境，看待李佑。這小子，我一直認為他熱情單純，沒有注意他在我們不注意他的時候，他都能幹些什麼，和李佑的矛盾不能台麵化，我隻有後發製人了。他小子善於文過飾非，顛倒黑白，其實大才樸實無華，小才華而不實。不實就是漏洞，外界還不知道，他抓錯的趙大根，被打殘廢了。你錯抓了人，還搞刑訊逼供。隻給人家兩千塊錢賠償金，又強逼人家感謝這個感謝那個。人家不幹，又巧立罪名二次抓人，打人家。聽法製口的人說，趙大根下身已經癱瘓，轉到北京看病去了。這事早晚要曝光，捂是捂不住的。我打算給省紀委書記透個信兒，看看誰收拾誰！官場多禁錮，伏兵和潛規則太多，光公事公辦就夠他小子喝一壺了。再加點感情傾斜，他小子將為自己的張狂付出慘重代價。省裏下次換屆，省長可能往前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官場中人，需要安然應變的好氣量。在多個圈子裏周旋，隻要基本達到目標，敵人和知己一樣，還是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