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劄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了一驚，仿佛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著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麵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著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隻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畔；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鍾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麵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腳步，夾著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著喊著，將命令傳給廚房裏傭人；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著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麵才算定了。接著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幹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卜；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著嚷著，到我或妻的麵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為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鍾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著，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韁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著。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著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著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著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周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為了纏著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鍾；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折磨，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製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隻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