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誌趣，共同的不幸，讓我和三妹牽起手來。
我編寫劇本，她擔綱主演；我一心忙於事業，她對我體貼入微；雖稱不上珠聯璧合，也算是很好搭檔。
愛情能夠戰勝一切，愛情也會改變一切，既改變了她又改變了我，同時也改變了劇團。
經過全團演員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終於將新版《薛鳳英上吊》--《孤女血淚》上下集兩本戲排練成功。加上原有的《雙鎖櫃》和一台《現代戲專場》，總共有四台能打幻燈字幕的劇本戲。
為了能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不惜傾其所有，添置了全新的服裝道具。在舞美上，我也頗下功夫，親自去上海購買兩組投影燈、效果燈、追光燈等設備，繪製了軟景、硬景，力爭將所演劇目達到完美的境界。
隨即，我又有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到省城去演出。到省城演出既有冒險性也具有挑戰性，一旦成功，名利雙收；倘若失敗，也無大礙，我們可轉入縣城劇院活動。確定好目標後，我問自己，先從哪裏下手？目前最重要的是什麼？再按照輕重緩急、先後順序，統籌安排。於是，我帶著相關手續和有關資料，登上了去合肥的列車。
那時正處在計劃經濟時代，演出市場也不例外。每年一屆的“華東地區演出工作會議”及本省演出計劃會議，都是麵向專業團體。作為民營劇團，沒有資格參加這種“高規格”會議，更談不上享受優惠政策，隻能按“計劃外”看待。計劃外，除了加收管理費，演出場地也得不到保障，因為要在確保專業劇團正常演出的前提下，若有空閑劇場才能安排，否則雙手一擺，將你推出門外。
我手拿介紹信，走進合肥市演出辦公室。魏守江主任和老侯熱情地接待了我。
他倆原先都在劇團工作過，知道藝人在外的甘苦，不擺架子，不打官腔。聽我說明來意後，十分為難地說：“全年演出計劃排得滿滿的，一般縣級專業劇團都不好安排，何況你們還是區屬民間劇團。合肥是省會，不僅對劇目把關很嚴，演出質量要求也高。我們確有難處，不好安排，請你諒解。”侯主任話說得客氣婉轉，我隻好悻悻作別。
真是，來時興高采烈，走時心灰意冷。我沒精打采地坐在淮河路邊的花壇上，先前的自信一掃而光，一股莫名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我心想，同樣都是唱戲的，為什麼會有內外之別、貴賤之分？難怪像有些民間藝人戲稱自己是“小老婆”生的那樣，不被人瞧得起！哀歎世態之炎涼，憤恨社會之偏見！想著想著，總覺得有些窩囊。孤兒出身的我，身上有種永不服輸的倔脾氣，哪怕隻有一線希望，也要百分之百地努力去爭取！戴爾·卡耐基說過：“如果在自己非常想做的事情上未能成功，不要立即放棄並接受失敗。試試別的方法，你的弓不會隻有一根弦的，隻要你願意去找到那根弦。”
這時，丁玉蘭老師的形象又在我的腦海中閃現。為什麼不找她幫忙？想到這裏，我直奔合肥市廬劇團。
丁老師聽了我的敘述後也很為難。一來她不知道我團的演出水平是否提高了，二來不了解《薛鳳英》劇本改得是否成功。經我再三解釋、說明後，丁老師才拿起電話用商量的口氣說道：“請二位主任考慮一下，是否能他們安排兩三場？我陪你們去看一下，假如不滿意就讓他們走人，這也算是對民間劇團的扶持吧。”市“演出辦”怎好駁丁老師的麵子？於是同意先演三場，如質量過關再作考慮。
安紡影劇院（俱樂部）在當時還算是頗具規模的，經常安排一些省、市級專業藝術團體來此演出，像我們這類名不見經傳的小劇團，還是頭一次接待。乍一見麵，對方不冷不熱，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場麵十分尷尬。工會副主席兼劇院經理老Q接過介紹信瞄了一眼，半天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個字“坐”。
坐在冷板凳上，我不卑不亢。
“像你們這樣一個區辦業餘劇團也敢進省城演出？”
“你說錯了！”我糾正他的說法，“我們是民間職業劇團，不是業餘的。”“還不都是一回事。”我不想與他爭辯，知道他瞧不起我們小劇團，擔心我們演砸了影響劇院的聲譽。看他一臉傲慢的樣子，我也隻好亮出丁老師這張“王牌”，裝著漫不經心地說道：“丁玉蘭，你大概知道吧？”
“她是廬劇皇後，誰不了解？”
“我們團就是她親手扶植的。”
“是她扶植的？”
“到貴院來演出也是她介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