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辭世以後，朋友們都關注楊絳先生的身心健康。
雖然在醫院侍病期間對生死已習以為常，但半個多世紀的恩愛夫妻一方撒手而去，對另一方打擊之沉重是可以想見的；關心者無不對楊老寄以無限同情。但據知情者轉告，楊絳為了排解自己難以承受的悲痛和孤寂，毅然選擇了一部艱澀難懂的柏拉圖《斐多篇》來譯，兼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個已到望九之年的老人，不僅承受住了嚴酷的打擊，反而以一個戰士的姿態來攻堅戰鬥，這是何等堅毅的性格，何等悲壯的勇氣！常言說“化悲痛為力量”，蓋此之謂歟？！楊絳先生的這種精神具有很強的感召力，我要從中汲取力量，及早走出陰影，麵對生活的挑戰。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載《羊城晚報》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
何其相似乃爾
不知何年何月，讀書時觸動了心弦，隨手記下有關嘉慶皇帝的一段史實。但遺憾的是，當時一時疏忽，未注明出處，很覺對不起材料的提供者。現將它過錄於下，以供讀者玩味：嘉慶皇帝雲：“朕既令人盡言，又複以言罪人，豈非誘之言而陷之罪乎！”然後變臉。史雲：“罪亮吉後，絕無言者。”讀了以上這個故事，回頭對照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不禁令人驚歎：何其相似乃爾！終年讀史，果然是以史為“鑒”。看來，古今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總是一脈相承的。改革開放的大潮，無可阻擋，還是讓我們以史為鑒吧！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載《美文》二年第六期）
讀《反思郭沫若》
近讀《反思郭沫若》一書，令人感慨萬端。誠如編者所說，郭老一生既為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又在他身後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間。
撫今追昔，我忽然想起六十二年前的一件往事。“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郭沫若毅然“別婦拋雛”，秘密返回祖國。在上海受到田漢等進步人士的熱烈歡迎。當時蔣介石聞訊，公然捐棄前嫌，召赴南京接見。第二天見報，不料他竟對記者說出這樣的話：“想不到委員長的手還是那麼溫暖！”
當時我還是一個血氣方剛年不滿二十歲的小青年。我和我的同學們一看報就炸了，大叫“郭沫若太沒骨氣！”從此，這句話就鐫刻在腦子裏，永遠洗磨不掉。
一九四三年，我與邱曉崧在昆明主編《楓林文藝》和《詩文學》兩種刊物。為了擴大稿源，商定由曉崧赴重慶去組稿。在葉以群的引導下，曉崧見到了郭沫若、茅盾等名家。郭沫若當即鋪紙揮毫為曉崧寫了一張條幅；曉崧很高興，便寫信來問我要不要郭老的字，我當即予以婉謝。由此可見，我當時的情緒有多麼偏執。
事情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回顧前塵往事，我認為郭老逃離日本，參加抗戰，光明磊落，大節不虧。至於重慶時期，他作為“文化界的班頭”（周恩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既參加了與國民黨麵對麵的鬥爭，又“以筆代槍”寫出了一篇篇有影響的史劇和史論。應該說，這是郭沫若終其一生業績最為輝煌的一頁。至於他的晚年，則是在憂讒畏譏中度過，以失去自我而告終。最終，也沒有找回自己的獨立意誌。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
（載《美文》二年第七期）
紀念普希金
前不久，北京大學召開了“紀念普希金誕辰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的中俄專家學者共百餘人，成為我國俄蘇文學研究工作者近年來少有的一次盛會。
回顧我國對普希金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不能不讓人想起戈寶權、餘振、薑椿芳、查良錚等翻譯家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而令人感到振奮的，則是自新時期以來，我們所取得的一些開創性的重大突破。具體說來，有以下三個方麵：
首先，自從智量第一個以“奧涅金詩節”譯出了普希金的代表作——詩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以來，它一時成了熱點譯題，十數年間就一連出了十幾個譯本。彼此取長補短，互相是正訛謬，使譯文從內容到形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準確度。讓人讀來，不僅覺得賞心悅目，而且感到是一種高雅的藝術享受。
其次，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部的負責人盧永，組織全國翻譯家譯出了煌煌七卷本的《普希金選集》，這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一次分工大協作，態度是嚴肅認真的，譯文是準確可靠的。其風流所及，影響深遠。於是一些出版社紛紛出版《普希金全集》，但其中譯者多半是七卷集中的原班人馬。最令人欽佩的是翻譯家馮春，他獨自一人用十數載的大好年華譯出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試想，這是需要何等的勇氣、毅力和忍耐工夫！？這是常人所難以辦到的！
最後，說到我們對普希金的研究工作，這可能是我們的一個薄弱環節。我們的專家教授從教學的角度，可能都做過一番比較深入的研究，寫出了宏篇講稿，但秘而不宣，我們無從拜讀。而這次學術討論會在這方麵對我們可以說是一個促進。這一次與會者所提出的論文就有六十二篇之多，而且都有一定的質量和水平。這是一次理論大豐收。特別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名俄羅斯文學博士查曉燕的專著，尤其引人注目。她的這部長達十七萬言的論文《普希金——俄羅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己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從世界觀和哲學的角度翔實地論述了作為俄羅斯精神文化體現者的普希金全貌，在我國的普希金研究工作方麵有所突破，是一部比較成熟的有分量的著作。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載《文彙讀書周報》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
讀汪曾祺《隨遇而安》
重讀汪曾祺的散文《隨遇而安》，仍然很投入。這不僅因為我們是老相識，還因為我們是丁酉同年。他的話，仿佛發自我心，出自我口。也可以說，他充分表達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聲：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動力，一是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複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複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
古人說：“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這是曆來封建帝王所奉為圭臬的治國之道，不想到了人類進步、科學昌明的今天，極左路線卻以“革命”的名義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整得離心離德，把國治得幾近崩潰；若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撥亂反正，胡耀邦毅然平反了一切冤假錯案，鄧小平力挽狂瀾於既倒，把我們的祖國拯救，那麼，中華民族的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將不知伊於胡底！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
無題（二）
一九五五年，首都文藝界在王府大街文聯大樓開會批判胡風，各協會的領導人全到齊了。郭沫若、茅盾、周揚、老舍、曹禺等均一一在主席台就座。這個禮堂不大，一會兒就坐滿了人。後到的隻好在後邊站著。我和曹靖華先生站在最後靠牆的地方。
批判會一開始就很緊張。呂熒為胡風辯護的著名發言就是在這次會上。至今還仿佛聽見郭老嚴厲的嗬斥聲。
後來，田漢先生登上了發言席，開始用他那細聲細氣的湖南腔發言了：“胡風在重慶，罵盡了所有的人，沒有他不罵的。老舍可算是個老油子了吧，連他也不放過！……”此言一出，四座皆驚。一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主席台上的老舍先生，台上台下一片尷尬，都擔心老舍先生下不了台。這時隻見他拿出了一支煙慢慢抽起來，過了一會，悄悄溜下主席台，到後院天井散起步來。這時站在身邊的曹老，笑著對我說：”你看看這個田老大，一派胡言亂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