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繼誠
我有一張褪色的照片，至今已近二十年了。這張照片確是“有礙觀瞻”。棉衣褲很不合體，一頂長毛狗皮帽兒，壓在幹瘦的小臉上。攝影技術極差，本來就不白的麵孔，更顯得黑。那雙一本正經的眼，極無生氣。
那還是1968年的初冬，風華正茂的我，麵對將要奔赴的“廣闊天地”，很有些革命的浪漫感。母親卻整夜不睡。那些日子，她覺得時間出奇的快。走的那天，我起得很早。窗外還墨一樣的黑，母親忙著做早飯，行裝整齊地放在地當中，幾夜未睡，她兩眼紅腫。我有些惘然，感到從此將要失去什麼最為寶貴的東西。我環顧家裏的一切，覺得從此不再回來。母親不斷地叮囑我，好幾次聲啞，急急地去洗臉，擦得十分用力。我說：“我走了。”她的淚是再也止不住了，且沒有力量從她的坐處站起身來。鄰居們死死地拉著我快走，走出好遠，忽聽身後喚我的乳名，母親奔過來，失魂落魄，她緊緊地抓住我。我是永遠也忘不了那張被極度痛苦所扭曲了的臉……光陰似箭，我來到祖國的北部邊陲已兩載有餘。我想母親也一定想我，就約了幾個知青，跑到幾十裏外的一家照相館，照了一張全身照，就是這張“其貌不揚”的小照。攝影技術極差，但畢竟是我的近照。我連夜寄了出去。後來我知道，母親拿著這張照片哭得很悲哀，她說我瘦了，臉又黑，衣褲長長的，也不知道卷起來。她說穿的這樣少，絕對抵不住零下四十度的風寒。她好幾次忘記了手中的活計，呆呆的不動，好幾次無緣由地失聲痛哭。又過了幾個月，我忽然收到一封加急電報，“母病危，速歸”。我慌了，不知所措，同屋的一個知青，早幾天也收到了一封電報，傳來的是“母病故”的噩耗。另一個上海知青，因請探親假，被連長點了名，說她“紮根邊疆誌不堅”，從此，她半瘋半傻，好可憐。我怎麼辦？我不相信母親會說謊，我清楚記得小時候因為撒謊，氣得母親臉色鐵青的樣子，那頓打，我是永遠也忘不了的。幾位兵團戰友給我出主意，讓我去找團長請假，天地良心，團長準了假我家不在街麵上，要穿過三條連接著的胡同，鄰居小鬼們見了我，有充足的時間跑去報信，我還沒進第二條胡同，母親便急急火火地奔出來，她一把抓住我，死死地盯住我看，忘卻了身邊的一切，一任淚水盡情地流。我看不出，母親是悲還是喜，是醒還是夢，我看得出她並沒有“病危”，這該是我記憶中的母親的第一次“說謊”，她蒼老得太多，再也挨不過日複一日的思子之情。
終於有一天，太陽轉到了奪去母親生命的那一刻，轉到了奪去我最珍貴的母愛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命運之神是那樣不可抗拒，那情形好慘。她大口大口地喘息，吸進的似乎不是氣，而是一支支利箭。不大分明的雙眼，死死地盯住床邊的兒女們，我們徹底地慌了，撕心裂肺的哭聲又給母親那蒼白的臉上增加了一層絕望的痛苦。我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分擔哪怕是一點點的痛苦，卻要眼睜睜地看著她去咽氣。她至死沒能說出一句話來。看得出，她是盡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在人生的最後時刻，說出必須留給後人的囑托。
幾天以後，我捧著母親的骨灰，來到了一片墓地，我的姥姥葬在這裏，野草沒膝，使人望而生畏。這條路我一點也不陌生，小時候母親幾乎每年都要帶我到這裏，她蹲在姥姥的墳前，慢慢燒化著紙錠，雙眼噙滿了淚，喃喃地低語著。那時我還不知道母親六歲時就已賣作童養媳，姥姥賣女葬夫，不得已而為之。母親能得到多少母愛呢？在她幼小的心靈裏，就已深深地打下任人驅使、奴役的烙印，看著別人的孩子穿衣、上學，享受母愛，她辛酸落淚，而又無法改變世道強加給她的不公平的現實，她仍舊走著父輩所走過的路。在生她、養她、奴役她的這塊古老而又貧窮的土地上，她默默地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寒暑春秋。也許正因為如此，她才格外珍惜那一點點的母愛。那時母親站在墓前，總是久久不忍離去，後來我知道，姥姥正是為了贖回作童養媳的女兒才早殤的。姥姥拚命勞作，打短工、做奶娘、沿路乞討，幹盡人間最悲苦的工作。現在我的母親也將永遠留在這片墓地裏，陪伴她孤獨多年的母親。
我把骨灰放在姥姥墓旁，擺好幾碟她生前最喜吃的飯菜，點燃了紙錠，煙色幽藍，冉冉上升，融化在湛藍的天空裏。我像當年的母親一樣，喃喃地低語著，這世界若果真有靈魂，她也該享受到在人間絕少享受的母愛了。
母親的遺物少得可憐，除去四季常用的衣物外，便一無所有了。然而，在這有限的遺物中，我卻意外地發現了這張幾乎被我忘卻的照片，它保存得竟是那樣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