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分離30多年的重逢計劃泡湯，我叔叔原有的心髒病一下又犯了，回到台北，就住進了榮軍醫院。醫生的結論是：“不能勞累和生氣，否則，會隨時引發致命的心肌梗死……”
叔叔的秘書把情況告訴了爺爺。
我爺爺在電話裏很幹脆地說：“什麼事想開點，別動不動生真氣，就他這脾氣若是在大陸，早氣死九九八十一回了。”
三個月後，我叔叔出院了。身體狀況大不如以前，有時需要坐到輪椅上。他似乎感到自己來日無多，就又給我爺爺打了個電話：“爹呀，我老是累，好做夢，夢見回到了你身邊，回到了老鷹崮……”說著說著就哭了。
“瞎說什麼？咱爺倆還沒見麵呢。等上邊政策鬆些的時候再說。”
“爹呀，我上次說的要為家鄉辦的事，還是得辦呀。”
“這才像老二嘛。”我爺爺高興地問，“那你想辦什麼事呢？”
“還記得我上學的愛濟小學吧，我想捐筆錢給他們。”說著說著又抽泣起來。叔叔說，他一生清貧，辛苦積攢了約幾十萬台幣（合人民幣30萬），如今兒女均已學成獨立，都用不著，就想為家鄉……“好事，這是好事！”我爺爺馬上喊道。接著，我爺爺告訴他愛濟小學解放後就換名了，現在是縣實驗中學。又說，此事重大，容再三斟酌。
這樣的大事我爺爺肯定與我商量。很快他又把我叫到了老家。
這時，祈安哥提出了一個問題，挺尖銳的：“爺爺，我看這事要冷靜。一、愛濟小學已不複存；二、現在的縣實驗中學是全縣最好的中學，縣裏也重視，整天撥款，根本不缺錢。我倒想，俺叔叔這錢不如捐給最需要的學校，就像那崮下村小學。”祈安哥說著說著動了感情，“憑什麼城裏的孩子上那麼好的學校，農村的孩子就上差的學校。好學校的孩子將來可以考好大學，差學校的孩子日後隻能是種地。這太不公平！照這樣下去，到了下幾代還是不平等。當年，我隻上了五年級……”
祈安哥的公司雖有了很大規模，但他一直怨恨自己上學太少，他隻上到五年級就輟學了。這其中既有當年的政治原因，也有經濟原因。
“你別說，祈安的話我愛聽，像我的孫子。”爺爺表態了。他最後說：“不行就把錢使在崮下村小學。正好，可解決附近七八個村的上學問題。”
“可叫崮下村中心小學。”我說道。
“不，還是叫愛濟小學。人老了有個懷舊心理。”最後證明，我爺爺說得對，我叔叔也堅持叫愛濟小學。
把這意見給我叔叔一說，叔叔當即同意了：“好主意，自古救窮不救富……”
最後，他爺倆還商定：可以立個紀念碑，但隻許這樣寫：愛濟小學原學生，王續蔭捐建。別的什麼不注。同時，愛濟小學四個字，由我爺爺書寫。
消息很快就傳出去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這在30萬元可是筆巨款。
分管教育的縣委副書記來了，很殷勤的到縣政協看望我爺爺，言談話語間，很是關心款子什麼時候到位。
縣教育局長來了，請我爺爺到的德順樓。那個時候的德順樓雖然還沒有上“臨朐全羊”，但已承包給個人（後在1991年被祈安哥一次性買斷至今）。飯菜十分豐盛，據說上了當時還很稀罕的鮑魚。
縣實驗中學的校長也來了，這校長走的是人情路子，七拐八拐，居然續上了他的一個大爺早年曾在山上跟我爺爺幹過，說是個機槍手雲雲，可我爺爺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這些人一客氣，反而引起了我爺爺的警覺。有一天差不多半夜，他把電話打到了我單位宿舍的傳達室（那時，電話尚未普及），和我關係甚好的傳達室大爺又去家裏叫的我。
“爺爺，什麼事，深更半夜……”
“大事，我琢磨著……”他把縣裏的表現說了一遍，又說，“這麼一搞，我反而不放心。要是把錢打了過來，他們不辦正事怎麼辦？要是讓他們吃了喝了怎麼辦？你不知道，這位副書記夠貪的，”爺爺隨即壓低聲音，“你祈安哥要上個水泥廠，他百般刁難，話裏有話的說他兒子出國留學需要點錢……”
咦？瞧這塊老薑，夠辣的……“說得好，爺爺，防人之心不可無啊。棗莊已經發生過這種現象了，將台胞捐的錢用來辦公司和蓋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