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以蜻蜓點水般地回顧，我們把散文文體中的文化意蘊提到文體本體論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發展的史實的，而且，與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出發，強調散文是最具個性的文體，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藝術表現，兩者之間並不矛盾。作家橫向地屬於時代，縱向地屬於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賴一代代作家脈息不斷地去複製，正如我們每個人不可能割開自己的血管把父親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變異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們每個人隻能在自己生存的時代裏吐故納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變異終是縱向垂直係統和橫向聯結係統雙項交彙的結果。我們大體上可從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蘊的不同類型，劃分為東西方兩大部分，東方部分可擇其要者，列舉中國、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則可群集和細分並舉，列舉英國、北美、法國和中南歐、德國和北歐、俄羅斯和東歐、西班牙和拉美等。由於文化和文學交流影響的多渠道性，以及超越曆史和地域邊緣影響的存在等諸多原因，致使要描繪出一幅齊整的幾何圖形似的世界各民族文化類型圖譜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從宏觀的曆史圖景看，文明模式有興有衰，作為民族文化性格載體的散文，文學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是始終在起著作用的，更因主體選擇參照係和價值標準的不一致，文化和文學有別於地理疆域、經濟的大小強弱，而順理成章地會有散文大國和小國之分。無視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性格擁有各自不可取代的優長及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價值，是一無視世界多元格局的失誤，而無視人類曆史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所呈現出來的彰明昭著的一體化趨向，或者說無視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間在文明發展程途中所呈現的“時差現象”，也是一個不可原宥的錯誤。
本選集將我國現代散文定於“五四”現代文學的興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體上與西方的啟蒙主義運動相當。回顧近一個世紀來我國散文的發展，大體上也與西方文學三、四百年間各種流派興衰更迭的曆史相當，確切些說，西方現代文學三、四百年間的曆史發展被我們濃縮在一個世紀裏有選擇地加以介紹、傳播和完成了。西方現代散文的前兩大篇章，相當於“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國現代散文發展繁榮的第一個高潮期；台灣地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創作可視為我國現代散文的第二個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後半葉開始，無論大陸還是台灣，在散文接受本世紀人類優秀文化成果方麵，海峽彼岸和此岸都已經或正在與世界同步。我國現代散文近二個世紀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曆程表明，把外來優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為發展我們民族文化的一種撞擊，觸媒或發酵的機製，幾乎是一個必要的前提。魯迅講，“五四”時期的散文成就在新興的詩歌和小說之上；周作人講，“五四”現代散文的來源有兩個，一是明清小品的傳統，一是英國小品的傳播，是兩者融合的產物。
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觀察，還是從我國現代散文曆史規律性的經驗總結出發，我國現代散文接受外國文學包括散文在內的影響是一重現發現傳統，發展傳統的必要條件。我們閱讀外國優秀散文，不啻是集優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於眉睫之前，從而增強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的文化參照的自覺性。我們知道，不僅蒙田和蒙田之後的英國散文小品使“五四”現代散文獲益良多，就是我們近鄰的日本民族，他們的古典隨筆小品傳統，也直接接受了中國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響。《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隨筆經典，寫達官貴婦，騷人墨客的生活軼事，宮殿苑囿，四季時序，捕捉瞬息間的感官印象，表達出清靜無為的人生態度等等，既有類似《世說新語》簡約機智的一麵，而人生倏忽，轉息即滅的無常感，以及在感官層麵上的細膩入微，則是佛教文化影響下的一個創造。日本民族是一個善於尋找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契合點的民族，這個契合點既是外來的，又是傳統的，從而使得傳統不僅沒有丟失，而是在不斷的對話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弘揚了。我們不僅可以在德富蘆花、芥川龍之介等現代名家身上看到這一發展軌跡，而在當代日本散文文壇的雙子星座——川端康成和東山魁夷身上，具有更為顯豁的自覺，“日本的美”被他們提升到了聲振環宇的新的語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認識，極而言之，與川端氏、東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學”是分不開的。他們以“瀕死者的眼睛”觀察世界，一方麵，“危機感”和“徹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極限，這與進入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現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麵是無限的依戀和留戀，世界行將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間那一份清醒的寂靜，落日餘暉，暝色四合，構成主客觀雙重意義上的“特別的美”；至於以頹廢情調寫人性的病態腐敗之美，或以悲壯筆觸寫烈火噴油的熊熊燃燒之美，那僅僅隻是川端和東山之間個性的差異。泰戈爾是對我國“五四”現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東方詩人。泰戈爾以兒童的眼睛和心靈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親平等的佛家哲學的愛，以及他作為詩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於神與人之間，作為凡塵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蒼祈禱，是每一個喜歡他作品的人看得見的，卻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燭幽微的。泰戈爾在中國恒久不衰的吸引力，隻有少數幾個外國作家方可與之比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用來描繪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少年閱讀泰戈爾的作品，該是貼切的。不過，我以為打開泰戈爾文學世界的鑰匙，是他自己這樣兩句話，一曰：“曆史在耐心地等待著善對惡的最終勝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獲得童年”。泰戈爾作為獲得世界性廣泛聲譽的第一個東方詩人，不僅他立足民族傳統、麵向世界的經驗值得中國作家們記取，就是為什麼泰戈爾的影響力會在中國作家筆下呈現出高低深淺的不同層次，同樣應予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