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代
經常，當我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時，心裏總有一種癡想，也許我想望中的人會突然迎麵走來，於是我們歡然道古，共訴離情別愫。望舒便是我不斷想起的人之一，然而他已永離人世了。
自從他在一九五○年二月去世之後，我給他辦了後事，老母幼女也由國家負擔撫養，一直到老太太去世，三個女兒長大成人，才算告一段落。我想如果望舒地下有知，他也會一露他難得有的笑容。特別是他的遺作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了《戴望舒詩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又在《詩苑譯林》中收入了《戴望舒譯詩集》。
他的詩集我過去收集的有《我的記憶》、《望舒草》和二者的合集《望舒詩稿》，都是他的簽名本。這三本書隨著我從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到重慶，從重慶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北京。在半個中國兜了一個圈子，我都是隨身攜帶，不時從書篋裏拿出來，隨時吟誦品味的。隻有在十年災難裏，我才丟失了這三本書，至今思之，猶覺恨恨。因為這三本連同其他的書，並不是抄家抄去的，而是被勒令交出的。既不知何人所令，亦不知何處所奪，總之當年人在莫名其妙中，做的事也不免莫名其妙了。這幾年，調查表中亦有被抄書籍一項。不過倉庫中存書何止萬千，這薄薄的三本小書，我又有何法從這茫茫的書海中找得，因此我對望舒總有種負疚的心情。但另一方麵，我也為他慶幸，如果不是他天不永年，我簡直難以想象，他如何以帶病之身，應付這一人間浩劫的難關。
這就使我對他的癡想更為執著，我總想親耳聽聽他對這十年的感喟。如果有一天我們在街頭遇見了，他會對我說些什麼呢？因為他雖人已去世，但中國的有些專貼標簽的所謂文藝批評家，還在“文革”後把他當“資產階級詩人”看待。“文革”已成為陳跡時尚且如此，則“文革”中他的遭遇絕不會比我們這些臭老九多一丁點兒的優待的。
望舒是不是個“資產階級詩人”？我以為卞之琳先生給《戴望舒詩集》寫的序言，是頗為公允的。他說：
大約在一九二七年左右或稍後幾年初露頭角的一批誠實和敏感的詩人，所走道路不同，可以說是植根於同一個緣由——普遍的幻滅。麵對猙獰的現實，投入積極的鬥爭，使他們中大多數沒有工夫多作藝術上的考慮，而回避現實，使他們中其餘人在講求藝術中尋找了出路。望舒是屬於後一路人。
從藝術上講，望舒曾作了刻意的追求，但他並不是始終甘心自囿於象牙之塔的人。他為了紀念一位朋友寫下了《斷指》，這首詩說明他有逃避現實的一麵，也有置身現實的一麵。雖然在民族存亡危急與革命生滅之秋，使“他的幻滅感進一步變形為一種絕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悵惘”（卞之琳語），但在全麵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的現實，迫使望舒不得不在“塔”裏“塔”外作一抉擇，而他憑了一己的良智，選擇了後者。這個轉變，既是必然的又是經過鬥爭的。他的親友如穆時英、杜衡都墮落成為漢奸文人。他們曾對望舒施以一種親友之情的壓力，他不但抵抗住這一外來的誘力，而且他為民族解放的信心更倍增了。他在《我用殘損的手掌》中寫道：
我用殘損的手掌，
摸索這廣大的土地：
這一角已經變成灰燼，
那一角隻是血和泥；
……
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指沾了陰暗，
隻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
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麵，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
像戀人的柔發，嬰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
貼在上麵，寄與愛和一切希望，
因為隻有那裏是太陽，是春，
將驅逐陰暗，帶來蘇生，
因為隻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
螞蟻一樣死……那裏，永恒的中國！
這是他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寫的詩，我不知那時他已脫身日帝的牢籠，抑或還在獄中。但那時他的處境無論如何是十分困苦的。在我昔日和他在薄扶林道散步時，他幾次談到過中國的疆土，猶如一張樹葉，可惜缺了一塊，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張完整的樹葉。如今他以《殘損的手掌》為題，顯然以這手掌比喻他對祖國的思念，也直指他死裏逃生的身心。他看到這一殘損的手掌，但是他心裏卻想望那個“永恒的中國”。抗戰的號角，把他召喚出了象牙之塔，一己的王國，而敵人的煉獄卻使他的心貼在“永恒的中國”。這是他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