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莫斯科，他便著手做了動身去西伯利亞的準備工作，炎熱的七月天，聶赫留雜夫看著那批犯人從監獄裏出來，並隨他們一起去火車站。為了減少男刑事犯對馬斯洛娃的糾纏，他設法將她調到政治犯隊伍中。馬斯洛娃在這裏感到猶如到了一個平等的世界，這使她的性格起了很大的變化。有個叫西蒙鬆的政治犯非常尊重她，體貼她，這種高尚的感情滌蕩了馬斯洛娃心靈上的汙垢，複活了她純潔、明朗的天性。
一天，涅赫柳朵夫來到政治犯休息室，西蒙鬆突然坦率地告訴他，要跟卡秋莎·馬斯洛娃結婚，涅赫柳朵夫表示很高興她能遇見這樣好的一個保護人。但是他又感到有點失望，因為這樣的結局多少損害了他的已經付出巨大犧牲的崇高性質。這時傳下了皇帝恩準的通知，馬斯洛娃的苦役改為流放，就近執行。他急忙去告訴馬斯洛娃。她說，看守已通知了她；她表示西蒙鬆上哪兒，她便跟到哪兒，並請他原諒沒有照他所希望的去做。
涅赫柳朵夫因為馬斯洛娃不再需要他而感到一陣難過，但是他更為苦惱的是：3個月來耳聞目睹的種種可怕的罪惡與不平，監獄裏的苦難與恐怖，他想不出用什麼辦法去解決。可是後來他在《聖經》中讀到：人不但不可恨仇敵，而且要愛仇敵。這時，他認為自己找到解決的辦法了。
四主要人物形象。
涅赫柳朵夫。
涅赫柳朵夫是作者塑造的一個豐滿而複雜的文學形象，是文學史上一個著名的典型，即”懺悔的貴族”的典型。他形象的概括了19世紀末期俄國一些貴族出身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通過他可以了解到俄國貴族階級在這一曆史時期的動向。他突破了貴族思想的許多局限，否定了貴族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傳統觀念，最後與貴族階級決裂了。這正是托爾斯泰本人的經曆，體現了托爾斯泰本人世界觀轉變以後的某種思想特點。
涅赫柳朵夫的性格發展，經曆了純潔墮落複活三個階段。早年的涅赫柳朵夫是一個純潔、誠實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青年，樂於為一切美好的事物獻身，他與馬斯洛娃的愛情也是純潔、真摯的。但是，當他作為禁衛軍團的軍官、在彼得堡上流社會鬼混了三年後，精神上便墮落了。正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他早年對馬斯洛娃的純真愛情已經無影無蹤了，於是幹出了傷害馬斯洛娃的卑鄙勾當。
涅赫柳朵夫的”複活”，經曆了十分複雜的過程。在法庭上與馬斯洛娃的重逢，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引起了他的自責。但是，他最初並沒有打算為自己的罪惡懺悔，而是懼怕別人發現自己的罪惡。後來，馬期洛娃在獄中對他痛斥，他才了解馬斯洛娃的苦難、冤屈和沉重的精神負擔，這才引起他靈魂的震動，產生了悔罪之心。但即使在這時，他更多想到的還是自己，是為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靜。應該肯定，盡管他沒有跳出個人的圈子，他的悔罪之心仍然是可貴的，這是他早年受到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影響所起的作用，也是他進行精神探索的積極結果。
在他為馬斯洛娃奔走上訴的過程中，他多次深入監獄，了解了不少囚犯的冤情，進而為他人伸冤。通過對下層人民和上層官僚兩種生活的強烈對比，他認識到人民苦難的根源，認清了貴族階級的罪惡。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那閑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情的，全部生活也是一樣，從此開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轉折。他努力從”動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轉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周圍的一切事物，逐步成了本階級的審判者。他否定了原來的生活方式，決定陪馬斯洛娃到西伯利亞去，把自己的命運與這個下層社會的女子連在一起。
但是，涅赫柳朵夫盡管背叛了自己的階級，仍然有著不可克服的地方，他精神上的”複活”，實際上並沒有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他隻能在《福音書》中，在”愛”的定都中求得解脫，這是他貴族階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