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叛宋，建立西夏國，與宋朝刀兵相見，分庭抗禮。西夏在建國以及迄後的政權建設、軍事鬥爭中，用了不少漢人。漢人為黨項人做了許多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宋朝漢人的幫助，西夏不一定能創立，創立了也不一定能維持近一百九十年。
史載，富弼在《上仁宗乞詔陝西等路奏舉才武》中說：“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製舉，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隻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賦性不能為文辭就舉試者，率皆遺之。”富弼說，朝廷的三種考試選人方法，均以文辭為標準。天下人品出眾，武藝高強，胸有韜略之人，因不通四書五經，不會做文章，所以參加不了這樣的考試，所以也就選拔不上來。富弼說，比如河北、河東、陝西，這三路的人選拔上來少的原因，就是這裏的人稟性質魯，不能為文辭，不懂考試的套路，所以“皆老於科場，至死不能得一官”。這裏的人，雖然不能為文辭，但若論及“大才大行及強悍奸雄”，其他路不及。富弼頗為沉痛地分析說，現在李元昊不斷寇邊，西陲用武，宋朝軍隊被打敗，將領被斬殺，兵寡糧匱，調發無所，力所難支。在這樣危難的情況下，那些科場失意者，不能為朝廷擢拔者，“踴躍快意”，興奮得不得了，都想幫西夏人為宋朝製造麻煩。嚴重的，還有帶頭舉事，屯聚盜賊、兵馬，掠劫州縣，自圖富貴。
富弼上奏的中心意思，是說人才是多種多樣的，武才不會做文章，但國家不可少。這些人一旦久試不第，必然怨恨國家，遇敵對勢力進攻時，會成為幫凶。所以應重視這方麵人才的選拔與任用。
中國有句古語，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有意思的是，造反的秀才卻不少，特別是那些誌向很高，野心很大，想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封妻蔭子，卻腹中墨水不多，或摸不清科舉路子的“秀才”，怨恨情緒更強，叛逆性更強，危害性也更大。
李元昊手下的漢族大臣張元、吳昊，就是“累舉進士不第”者。《聞見近錄》載，張元，許州人，客居於長葛，以任俠自命，有抱負。張元常夜遊山林，吹鐵笛而行，幾裏外都能聽見，很威風，“群盜皆避”。張元好多次舉進士不中，又被縣宰鞭打，所以跑到李元昊那裏去了。逃跑前，張元到項羽廟，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酒，對著塑像痛飲，並為泥像敬了酒，並唱道“秦皇草昧，劉、項起吞並”，意思是宋朝天子昏庸，所以才有人造反，所以他才要棄暗投明。他“悲歌累日，大慟而遁”。他內心很矛盾，很痛苦，他在向宋朝向祖國訣別，真正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張元在西夏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評價說“昊雖強黠，亦元導之也”。元昊雖強悍狡詐，但他的勝利他的成果也是張元引導的結果。
《容齋三筆》記載：“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張元、吳昊、姚嗣宗都是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胸有大略，可以合縱連橫，是謀士坯子。這幾個人關係很好，他們曾遊曆過塞上黨項人所居之地，觀察了解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想做邊臣邊將。他們在崆峒山寺壁題詩，表露自己的誌向。韓琦與範仲淹知道了這幾個人，對他們的才華、誌向表示驚服。這幾個人想去見韓、範二帥，又“恥自屈，不肯往”，拉不下麵子。後來韓、範召見了張、吳、姚三人，但在躊躇未用間，張、吳逃到了西夏。“範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他隻推薦姚嗣宗進入了幕府。
張元、吳昊到西夏，夏人倚為謀主，以抗宋朝。西夏寇邊十多年後，致使宋“西方至為疲弊”，都是張、吳二人策劃的。
張元、吳昊叛逃西夏，給朝廷上了一課，如何選用人才，成了一個新的亟待解決的課題。張元、吳昊助西夏痛擊宋朝，也使邊將受到教育，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力量，“自是邊帥始待士矣”，開始善待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並發揮他們的作用。
落第知識分子造反的事不少，宋朝有個“半瓶子”文人、押司宋江，率梁山一百單八將，整出了不小動靜。宋朝以後也很多，最著名的，當屬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此公以基督教作理論基礎，號召“殺盡不平方太平”，給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給廣大民眾也帶來嚴重傷害，給近代中國社會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此人如果當了皇帝，天下比清朝還不“太平”。反統治者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封建統治者也不能一概視之為反動統治者，否則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反動”中運轉，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對一切統治者作仇視觀，其心智與理念都是不成熟的。
如何製定科學的考試、選拔、使用人才的製度，如何把真正有才的人選上來，如何全麵地衡量與薦拔人才，曆朝曆代都是嚴肅的課題，沉重的話題。今朝亦然！今人當吸取古人的成功經驗與慘痛的教訓，把事情做得更符合曆史規律與時代潮流一些。今人斷不可再去造就張元、吳昊、洪秀全之流。
200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