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有皇帝就認為中國人口多。
中國之所以叫中國，是因為我們的祖先以為自己住在中心地位，周邊是蠻荒之地、蠻夷之地。我們的祖先很牛，有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優越感與自豪感。
一個國家，人口多好，還是少好？這要看從什麼樣的背景與角度去看。目前許多發達國家人口負增長，他們獎勵生育，並不斷接受外國移民。時至今日，俄羅斯、中亞諸國仍有英雄母親一說。20世紀末我去吉爾吉斯與哈薩克斯坦，那裏仍鼓勵生育。吉爾吉斯一個東幹人（中國回族的後裔）議員競選宣傳中，有十一個孩子是他的優越條件之一。人口多，有利於國家的安全，有利於國家的開發，有利於市場的形成。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在人力大於科技的情況下，人口的多少決定國家的強弱興衰。
我們中國人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一貫以人口多為好。我們篤信，人多熱氣高，幹勁大，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可後來人口敲響了警鍾，中國人太多，負擔太重，嚴重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世界上的事，真該用兩分法去看，人口問題也是如此。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1072年，宋神宗與他的臣子們討論對於投降宋朝的西夏人的安置問題。神宗以為，內附的西夏人，有的可能是被脅迫的，並非誠心歸宋，想讓願歸者留下，不願者來去自便。這樣做，可以省糧食，免檢察，“且足以示廣大推恩”，向西夏諸國展示宋朝的胸懷與恩德。神宗將他的“思想”下發到基層，要各路詳議，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發出了詔書，詔“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以名聞。諸路準此。仍牒宥州，令於諸路界首交割。”神宗同意交還願歸西夏的黨項人，並命令通知西夏，於確定的地點交割。
對於放還黨項人，有人持不同意見。原州的首長種古說，招降蕃部（黨項人），可用為向導，不應該問他們願不願意回去。讓黨項人歸夏，原因在於大多數漢族官吏厭惡黨項人。假如強令他們歸夏，反而會損壞大宋的恩信、威望和形象。在此問題上，神宗又有所猶豫和動搖。王安石對神宗說，“臣固當論留得此輩無所利，但恐為患”。他說，古渭一帶屬戶多餓死者，現在邊疆極其虛弱，跟大宋很長時間的熟戶我們都無力救恤，如果再進一步招西夏國的老弱收養，“豈為得計”，難以長久。此處，宋神宗說了句與本文題目相關的話，他說“中國人固多，誠不賴西夏人”，但有人說收納夏國人，使“彼人少，即於彼有害”。他們的思維是，讓西夏人少了，便是對它的削弱。耕田者，打仗者就會減少。王安石說，“陛下欲弱彼則先須強此，欲害彼即先須利此”。現在熟戶餓死，將帥不能救恤，陛下還不知道，這樣如何能困夏國。王安石說，他以為，當下的急務，在於了解和掌握將、相的情況，“以道禦之”，使之不敢偷惰欺謾。如此，邊防可治，邊疆可固。
宋朝君臣關於人多人少，關於是否放歸內附的黨項人的討論，很有意思。招引西夏人內附，以削弱夏國的主意有一定道理，但那是小道理。內附大宋的，多是老弱疾殘的黨項人，宋朝把這些人納入勢力範圍，等於是替西夏辦了敬老院、救濟院、福利院，等於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人是世間最寶貴的財富，此言不差。但人有數量與質量兩個概念，如果兩者統一，再好不過。如果數量多而質量愈差，還不如少一些。
解放戰爭時期，林彪的部下打長春，就比宋神宗高明。當時國民黨守軍十多萬，而老百姓有好幾十萬。解放軍圍城後不是將百姓引出城，而是不許出城，將沉重的包袱緊緊捆在“國軍”身上，讓他們解決幾十萬人在被圍城中的生計，讓他們承受軍事的、經濟的、人倫的、道德的、國際社會的等各方麵的壓力。假如將老百姓接出城，國民黨軍隊沒有了包袱，沒有了城中可能因饑餓而騷亂暴動的後顧之憂，他們守城的意誌會更堅定，條件會更優越。那長春之敵投誠的可能性會更小，解放軍付出的代價會更大。
宋神宗的意思是，中國（宋朝）人雖多，但不怕多；西夏人少，讓他更少，就是勝利。實際上，中國（宋朝）人多的結果是已有很多邊民餓死。人口太多，是社會的負擔，國家和民族的負擔。這個道理，曆朝曆代都有人明白，但真正大徹大悟，是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此時的中國人，真正體驗到了人口增長過快，人口數量太大的危害，開始將計劃生育定為國策，開始科學地對待人口的生育與增長問題。
中國人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如何製定的，其理論依據曆史依據為何，不很清楚。但在潛在的意義上，宋神宗的教訓，宋夏人口問題的啟示，王安石的感悟，也應是依據之一吧。
2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