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務是過橋去偵察對岸的橋頭堡，查明敵人究竟推進到了什麼地點。完成任務後，我又從橋上回到原處。這時車輛已經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個老人還在原處。
“你從哪兒來？”我問他。
“從聖卡洛斯來。”他說著，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鄉，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
“那時我在看管動物。”他對我解釋。
“噢。”我說，並沒有完全聽懂。
“唔，”他又說，“我知道，我待在那兒照料動物。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聖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著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麵孔，以及那副鋼絲邊眼鏡，問道：“什麼動物？”
“各種各樣，”他搖著頭說，“唉，隻得把它們撇下了。”
我凝視著浮橋，眺望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著，期待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秘莫測的遭遇戰即將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裏。
“什麼動物？”我又問道。
“一共三種，”他說，“兩隻山羊，一隻貓，還有四對鴿子。”
“你隻得撇下它們了？”我問。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
“你沒家？”我問，邊注視著浮橋的另一頭，那兒最後幾輛大車正匆忙地駛下河邊的斜坡。
“沒家，”老人說，“隻有剛才講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隻東西怎麼辦呢？我簡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態度怎樣？”我問。
“政治跟我不相幹，”他說，“我七十六歲了。我已經走了十二公裏，再也走不動了。”
“這兒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說，“如果你勉強還走得動，那邊通向托爾托薩的岔路上有卡車。”
“我要待一會兒，然後再走，”他說，“卡車往哪兒開？”
“巴塞羅那。”我告訴他。
“那邊我沒有熟人，”他說，“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他疲憊不堪地茫然瞅著我，過了一會兒又開口，為了要別人分擔他的憂慮：“貓是不要緊的，我拿得穩。不用為它擔心。可是，另外幾隻呢，你說它們會怎麼樣？”
“噢，它們大概挨得過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我邊說邊注視著遠處的河岸，那裏已經看不見大車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麼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為要開炮了。”
“鴿籠沒鎖上吧？”我問。
“沒有。”
“那它們會飛出去的。”
“嗯，當然會飛。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罷。”他說。
“要是你歇夠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來，走走看。”
“謝謝你。”他說著撐起來，搖晃了幾步，向後一仰，終於又在路旁的塵土中坐了下去。
“那時我在照看動物，”他木然地說，可不再是對著我講了，“我隻是在照看動物。”
對他毫無辦法。那天是複活節的禮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羅挺進。可是天色陰沉，烏雲密布，法西斯飛機沒能起飛。這一點，再加上貓會照顧自己，或許就是這位老人僅有的幸運吧。
（宗白譯）
勇氣
［美國］狄斯妮
在英國舉行的一次軍人午餐會上，大家誰也不認識誰。我坐在一個美國傘兵身邊，他是第101空降師——巴頓英雄部隊的。他大約三十歲，像多數跳傘運動員一樣，他長得比一般美國軍人頎長些，不過肩膀很寬，顯然是個孔武有力的硬漢子。他胸前閃耀著的勳章綬帶，比我記憶中中將級官銜以下的任何人都要多。他對我說了下麵一個故事：
在大規模進攻開始的前一天——進攻法國前二十四小時，盟軍向諾曼底空投了傘兵，這個青年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離預定地點好幾英裏的地方著陸。那時候天差不多亮了，腦子裏記熟的標誌，他一個也沒有找到。他吹響集合隊伍的警笛，也沒什麼響應。他知道原計劃出毛病了，他單槍匹馬陷落在敵人控製的國土上了。
他必須馬上找地方隱蔽。在熹微的晨光裏，他看見不遠處有一棟小小的、紅色屋頂的農家，他不知道住在裏邊的人是親盟國的還是親德國的，但是他總得碰碰運氣。他朝那房子奔去，一邊溫習著寥寥可數的幾句法語，那是為應付緊急狀況而學的。
聽到敲門聲，一個年約三十歲的法國女人開了門。她長得並不漂亮，但是她的眼眸是善良而鎮定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個孩子都驚異地盯著他。
“我是一個美國兵。”傘兵說，“你們願意收留我嗎？”
“哦，當然啦。”法國女人把他帶進屋裏。
“快點！你動作快點！”她丈夫邊說邊把他推進壁爐旁邊一個大碗櫥裏。
幾分鍾後，六個德國兵來了。他們看到傘兵在這裏降落。轉眼間他們就找到了這個傘兵，把他拖了出來。
那位因收留他而犯罪的法國農民，來不及說聲再見就被當場槍斃了。他的妻子嗚咽著，孩子也放聲大哭起來。
德國兵把他這個盟軍俘虜後，暫時關押在一間小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