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頎（690-753），家於嵩陽（今河南登封），築有東川別墅，早年曾有過狂放遊俠的生活，後折節讀書10年，開元二十三年（735）進士及第，曾任新鄉縣尉，尚書省郎。晚年辭官歸隱。一生好交遊結友，曾與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崔顥、綦毋潛、盧象、黃蒲曾、朱放等著名詩人過從酬唱。他心慕神仙、服餌丹藥，詩好言玄理。他的詩散佚較多，今存一百二十餘首，最有特色的是邊塞詩、贈別詩和音樂詩。
李頎的邊塞詩數量不多，大多以樂府古題寫成，從內容到風格特征都已漸開中晚唐邊塞詩之風。他的邊塞詩有五古和七古之分，表現的都是殺敵立功，善戰英勇的少壯俠士風采，如《古意》顯然是擬古詩而寫：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
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
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能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前六句把一個在邊疆從軍的男兒描寫得神形畢肖，栩栩如生，躍然於目前。先敘述交待男兒為一丈夫，接著三句描寫男兒的氣概，剛勇獷悍，然後專寫其鬚又短、又多、又硬的特征，顯出他勇猛剛烈的氣概和殺敵時須髯怒張的神氣，簡潔、鮮明而又有力地突出了這一從軍塞上的男兒形象。為了與詩情協調，詩人采用簡樸的五言句和短促紮實的入聲韻，顯得一氣貫注，緊張而奔騰頓挫。後邊六句又轉換為七言句式，從開頭到“須如蝟毛磔”頓住，“黃雲隴底白雲飛”忽然宕開去，“未得報恩不得歸”又是一頓挫，一下擲筆淩空，忽現遼東小婦。似與上文無關，“今為羌笛出塞聲”中的“今”點明，“羌笛”與“出塞”又與上文“幽燕”、“遼東”呼應，最後用“使我三軍淚如雨”收束全詩，把首句的少年男兒包含其內，挽住上麵的突接，全首詩血脈豁然貫通，奔騰頓挫而又飄揚含茹。這種五言與七言的有機整合，效果如此新穎實屬罕見。
李頎的邊塞詩中，往往以慷慨包裹的精神與哀傷悲怨的情調並行，形成蒼涼悲壯的風格。這方麵的代表作當為《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裏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全詩首先從緊張的從軍生活寫起，接著著意渲染邊陲的惡劣環境，引起將士思歸罷兵的沉重心情，將士們僅為區區“蒲桃”而賣命。詩人著眼於曆史上和親與交戰反反複複的現象，把筆觸伸入到積怨不懈的胡漢雙方，最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不惜以百姓鮮血滿足一己私欲的統治者，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說：“以人命換塞外之物，失策甚矣，為開邊者垂戒，故作此詩。”借古喻今，諷刺有力，批判了統治者窮兵黷武，草菅人命的罪行。詩中對被征討的“胡兒”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這在唐人詩中不可多得，思想境界達到了新的高度。詩中偶句中間有散句，押韻平整互換的形式和盧、駱以來的歌行大體相承，但氣勢的動蕩開闔卻是新的發展。詩中大量運用雙聲疊字疊韻，在節奏上又多有變化，例如前八句中，每兩句的句尾輪換使用雙音詞和單詞，讀來鏗鏘跳宕，韻味悠長。調高雄放，骨氣老勁，剛健有力。正如邢昉所說：“音調鏗鏘，風情澹冶，皆真骨獨存，以質勝文，所以高步盛唐，而千秋絕藝。”《唐凡定》。
和李頎同時的邊塞詩人中還有崔顥（約704-754），開元十一年（723）登進士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河嶽英靈傳》。崔顥從軍後寫的《古遊俠呈軍中諸將》、《贈王威古》、《贈涼州張都督》等，均寫人物意氣風度。這些“風骨凜然”的邊塞詩，則是入幕河東，“一窺塞垣”之後所作，並且都以少年遊俠的形象自況或喻人，豪邁勇武的氣息直衝霄漢。如《雁門胡人歌》：
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