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就不是這樣了，天下統一，因為苟安於多年太平的緣故，當官的都害怕興辦事業而以困循守舊為樂，可是那些請求改湖成田的人，他們的話語、勁頭往往能夠使人動搖。至於興修水利，又要耗費資財，牽動百姓，自古以來就是難事。所以秦國修鄭國渠的工程，有人以為足夠用來使秦國疲敝；西門豹開鑿鄴渠，開頭人們也認為是苦事情。如果興修水利本來像這樣，那麼我們的官吏誰肯接受難以承擔的怨恨，招惹容易到來的指責，去等待未必能完成的功業呢？所以主張雖多卻不能施行，法令雖嚴密卻不能照辦，盜湖造田一天比一天多，湖麵一天比一天小的原因，都是由於這個罷了。所以，我認為是法令不能施行，馬虎了事的習氣占了上風，難道不是這樣嗎？存在了近千年鑒湖，它的興廢利弊明明白白極容易看清。但是從慶曆以來，三十多年，遭受官吏們辦事隨便的禍害，到了使鑒湖已經荒廢，可是世人還不明白荒廢的原因，何況對那些隱微得難以覺察的事，由於苟且簡單的緣故，在昏昏忽忽中被弄壞，又怎麼能知道它弄壞的原因呢？
現在認為鑒湖不必恢複的人說：“改湖造田的收入已經很多了！”這是當說客的人，替侵耕得利的人說的話。湖還沒有全部荒廢，湖下邊的田已幹旱了，這是當前的害處，是多數人看到的事實。假如湖全部荒廢，那麼湖改成的田也要幹旱了。這是將來的害處，而是多數人沒有看到的。所以我說：“這是當說客的人，替侵耕得利的人說的話，他們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認為湖不必挖深的人說：“把堤增高堵住水就行了。”這是喜歡辯論的人，替喜歡苟且簡單的人說的話。如果拿地勢來比較，堵水使水位升高，必定會毀壞城郭，這是護田的人已經講過了的。拿地勢來比較，挖湖底使它加深，然後才不失去它的舊貌；不失去它的舊貌，然後才不失去它適宜耕種的條件。這是議論者所沒有說的。另外，山陰的石柱標誌，是四尺五寸，會稽縣的石柱標誌，幾乎是山陰縣的一倍，堵水使水位升高，會稽如果高一尺，山陰就高半尺。地勢的高低不同，那麼把堤增高不能算有補益。所以我說，這是好辯之士，替喜歡“苟且、簡單”的人說的話，他們也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
這兩種主張既然不能采用，那麼，要想禁止侵湖造田耕種，對告發的人，已有獎懲的辦法了。要謹慎地蓄水、放水，已有關水、放水的辦法了；要徹底地杜絕敢於造田的人，那麼拔去他們的秧苗，責令他們盡力還湖，加重對他們的懲罰，也有辦法了；或者要州縣長官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承擔治湖的責任，或者要禁止到石柱之內造田的，又都有辦法了。要知道挖湖的深淺，用工若幹，花多少時間；要知道加高堤壩，竹木費要多少，費用從哪裏籌集；要知道挖出的淤泥堆在什麼地方，又都已經計劃好了。要知道開工的時候，如果毫無根據的議論從外動搖民心，民工在湖內潰散，就不能夠把事辦成，也已經討論過它了。如果能收集各種說法，考察它們可以還是不可以；采納可以的，又用自己的意見加以充實它，如果現在說的話一定辦到，定的法一定實行，那麼，什麼事業不能夠辦成，什麼利不可以恢複呢？
我剛蒙恩在越州做通判，就向人們打聽鑒湖興廢的事，訪問那些能夠說出利弊實際情況的人。等到了任上，然後又向會稽、山陰兩縣詢問鑒湖的地圖，又向州與河渠司詢問有關文書，把了解到的情況加以考察驗證，製成新的鑒湖圖，仔細周詳地加以研究，把需要說明的寫完，然後對利弊的實際情況弄清楚。因此把它依次一一論述，希望統籌計劃農田水利的人參考它。熙寧二年冬季，寫於臥龍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