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鄉村記憶》貌似走了傳統散文的老路，在這路上踏出的履跡和氣度的卻是全新的。書中所錄八十餘篇散文，按照作者的編目分類，歸成了寫四季鄉景的“遠逝的時序”、寫兒時生活的“童年的碎片”、寫鄉居見聞的“艱澀的年輪”、寫故舊族親的“生命的風光”、寫農家器物的“殘存的往事”、寫節令民俗的“先祖的軌跡”、寫廟社村貌的“永遠的劇場”，以及寫鄉野動物的“生靈的命運”，一共九輯。而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這九輯篇什，歸結、擺列在寫“風物”、寫“風土”和寫“風情”三個向度上，似也並無不可。通過“風物”、風土“和”風情這三個向度上的輪換聚焦，堯都故地沃野間的景物、水土和人生這世態的三重麵相被次第照亮，一個層次繁複、場景立體、滿含包羅萬象和泥沙俱下之勢的鄉村天地，逐漸得以顯影定格，躍然出於紙表，帶出一種一切撲麵徐來、宛若曆曆在目般的現場感和親近感。
比起這種多點聚焦的角度，值得更加注意和肯定的，是貫穿在從有關鄉村“風物”、“風土”、“風情”幾方麵寫作素材的選擇，到具體對它們展開外在的描述和內在的探析這各環節中的那種絕不止於或一味說好或一味說壞、或一味讚美或一味批判的，既不肯走極端，也不肯嘩眾取寵的寬和有度的語態及文風。這樣的語態和文風，本身或許正是真正成熟的鄉村智慧和鄉村倫理的一個部分。它的出現，並非意在回避或者隱瞞個人的主觀傾向和褒貶立場，而是為了顯明言說者對自身的身份、地位和話語權力的一種清醒估計，以及基於這種自知之明而主動采取的一種不願意“過猶不及”的表達策略。土生土長的民間文學因襲出大量寓言設譬的模式；而被人人自危、瞬息之間可以萬變的動態化的社會等級關係所徹底異化了的城市作家，卻多慣於在作品中直接或借著虛構人物之口，毫無自知和知人之明地裝腔作勢。《鄉村記憶》的作者已在城市安居三十多年，且在政府機關任部門要職有年，在散文寫作中，卻一仍其舊，恪守鄉間人貴自知、謙卑敦厚的話語習慣，較之某些虛張聲勢和故弄玄虛成癖、成癮的所謂“官人散文”或“純散文”，這或可也算作者為人為文不隨流俗的一個關鍵細節。
不過最重要的還在於，這種不急於簡單論斷一切、不急於將一切做截然而判然的黑白兩分的溫婉而低調的語態、文風，恰好匹配了他的散文寫作所麵對的鄉村世界的常態。在常態的鄉村世界裏，一切都首先是在被包容、被接納的前提下存在的，這也許並不總是一個優點，但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特點。這個特點造就了鄉村社會的深度和廣度，有時也導致鄉村社會的冷酷和漠然。對此，《鄉村記憶》沒有躲閃，沒有掩飾，在對於看似靜態存在的鄉間風物的娓娓敘說中，在衝淡平和、如數家珍的有關鄉間風土的專注介紹中，在諧趣中間雜了輕聲歎息、微笑中隱隱閃著淚光的回顧親人鄉鄰人生故事的憶述中，黯淡的灰色以至沉鬱的濃黑，並沒有被輕靈的筆尖剔去，而是時時在不著痕跡之中有著情出自然的袒露。當然，對身處時下不分真情假意、一律慣使濃墨重彩和大哭大笑的過度修辭的都市文壇近旁的讀者們來說，這種水墨渲染式的以淡筆來托重彩的寫法，可能已經有點顯得力道不夠、刺激度不足了。
一本書，八十來篇散文，三十萬字的篇幅，用來掃描一個人五十多年遊於斯、釣於斯的一方水土上的經曆和見聞，焦點雖然明確，但分辨率和細膩度總歸還是有限。可能多少也正與此相關，設若以一個神魂凝聚的文本整體而非文集來看，《鄉村記憶》在宏觀的格局上並不如《文化苦旅》那麼高遠，在內部的氣象上，也不及《一個人的村莊》那麼精深。但對作者而言，這種光拿一部作品說事兒的比較，有時候也許不盡公平。因為至少以我個人之見，在像《堯都土話》或《山西古戲台》那樣的散文集中，《鄉村記憶》的作者其實也同樣顯示了一種富有他自己個性的、自精微處構建大格局、將學識與詩意相交融的不尋常的散文手腕。隻是，要想領會和認同這一點，大概我們讀者還先得需要具備一份懂得尊重和珍愛那些土氣十足的方言與舊俗的、不那麼時興的“雅”興“雅”趣。
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
奚學瑤
喬忠延生長於堯都臨汾，該地隸屬山西。我的足跡未至山西，娘子關內未有感性認識，忠延筆下營造的人文氣息於我深感陌生，也感到獨特。我的手頭有他的兩本書，一曰《遠去的風景》，二曰《山西古戲台》，這遠不是他創作的全貌。據我不完全掌握，他刊行的書籍還有《中國神話》、《堯都土話》、《豆蔻歲月》、《夢幻歲月》、《枯榮歲月》等二十餘部，並且，在報刊上還不時見到他的文章。我們先是以文交，後則以麵識，這個自稱出身“塵泥”的人，卻是一個骨骼清秀、氣質文雅的人，更像人們意象中的江南才子。他外貌溫和，而內在頗有追求，頗有定力。如此之多的作品問世，便讓人想到田間耕作的農夫，不辭風雨，春耕秋收，多年艱辛的勞作，終於有了可觀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