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邊說了許多北京的情況，還沒說到上海呢。提到上海，第一位要宣揚的則是周信芳（1895—1975）。他一輩子似乎有這麼三個階段：早年學戲在南方，很快就帶藝到北方借台練藝，認識了北方一大批著名藝人，與梅蘭芳等都結下終身情誼；第二階段回到上海，演了大量的連台本戲，並成為抗日戰爭中的進步力量；第三階段是抗戰勝利之後，他又重新把連台本戲中的某些折子戲錘煉成自己的看家戲，並對若幹傳統戲進行精加工，最後形成自己的麒派風格。
他能夠以上海為生活與藝術的基地，就顯現了他多方麵的才能與勇氣。有一些與他年齡相似的人，本來在上海也很有市場，無奈惡勢力欺壓太甚，一怒之下遠走他方，等再回來時已是一二十年之後。他周信芳一方麵是鐵骨正氣，同時又善於與惡勢力協調關係，明明我調侃了你，又讓你發現缺了我還真不行。這樣，他就把根子在上海真正紮了下來。許多不正派的人，一聽“麒老牌”三個字都無奈地搖頭，知道要找他的麻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在昔日的上海，單純憑借藝術實力是唱不了戲的；而周信芳一方麵是藝術上極強，同時在社會手段上也極強，這是其他藝人遠遠趕不上的地方。
周信芳嗓音沙啞，但偏偏“以短作長”，演唱中高聲大氣，很擅長刻畫人物內心的深層心理。他身處上海，自然與話劇、電影、越劇等南方文藝界人士交往甚密，這又極大地影響了他藝術風格的形成。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他除了唱好自身的戲，還曾擔任過劇場的前台與後台的經理。他不怕忙碌，越忙碌越能顯現他的人生色彩。他非常熱心公共事業，天津修建“中國大劇院”，找北京與上海的能人幫忙，別人往往是捐獻戲裝或別的東西，他則把修建上海“中國大戲院”的工程師給推薦了去，結果天津的戲院修建得十分成功。五十年代初期，他一邊大膽在藝術實踐中探索，同時還擔任了上海文化局戲曲處的處長，管理著整個上海諸多戲曲劇種，注視著上海文藝界的方方麵麵。他又是特別適應上海的人，與前邊提到過的譚鑫培老前輩相比，譚是屬於城鄉結合部的人物，而他則鮮明代表了南方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人。平常我們有一句“輕騎兵”的話，形容其流動的方便與輕盈；而周信芳則是“很重很重”的一支騎兵，不僅是輜重有分量，思想上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