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先生與我們家有兩種“舊”。一是五十年代初的。我母親那時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當記者，分管戲曲。京劇的諸多名家都訪問過，比如梅蘭芳、程硯秋、蕭長華等，其中也包括袁的老師郝壽臣。袁後來跟我說：“你媽到我師傅那兒時，她采訪我師傅，我在旁邊分管沏茶的角色……”二是“文革”後我父親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每年“兩會”期間，他看到我去住所看望我父親，每次見麵他特別親切，總囑咐我：“見了你父親，一定給我帶好兒……”最後這句，那個“好”字一定要“兒化著”才像藝人口吻。
1988至1989年期間，我主動找到袁先生的家裏，建議由他“帶”著我，合寫一本談京劇架子花的書。袁一愣，心說：“你這口氣夠大的呀。”我接著話茬兒說：“寫什麼內容呢？專門談一談花臉這一行中的架子花。為什麼在今天‘十淨九裘’的大環境下，如今又是您還在的情況下，肯學架子花的年輕人還這麼少呢？”在袁麵前，我說話必須勇敢，我說“今天您還在（世）”，弄不好就會得罪他一一他會不會心說：“你小子是在咒我死啊？”我不管，因為我算定了他對今天花臉一行架子花垂危凋落的情況非常擔心，即使我語言上冒犯了他也是小事。我隨即又說：“您是我的副院長，我是您治下的一個兵。我的主業是編劇，但我找您不是想給您編本子。我知道，在咱們劇院裏，能夠給您編本子的就兩人——”袁立刻睜大了眼睛：“哪兩位？”我侃侃上了：“一翁（偶虹）一範（鈞宏也隻有他們的本子才有資格進入您的眼睛。長話短說：我找您是想跟您談架子花的現狀：非常成問題！但我恰恰是能夠與您合作的人。第一，我相對了解花臉這一行，我與翁先生與張（羸德）先生熟，從他們那兒基本弄清了上百年的花臉源流，我不知道的，就是您的第一手資料：比如，您是怎麼進入到郝先生門下的，您除了跟李少春合作之外，還跟哪些名家一起同台過？這些不僅是我想知道的，也是廣大讀者感興趣的，能夠賣出錢來。第二，合寫這本書，不用您寫一個字。您就管說，但得根據我的提問回答。我也不當場作記錄，我就用腦子記。您當年見到我媽媽采訪郝先生了，她從不當場記錄，我也同樣。我比我媽強的，是使用電腦，速度比她快。今天跟您在這兒談的，一星期後再來，我就打成電腦文字帶來。第三，我不是隻寫一篇采訪記，而是一本帶有學術性質的書，是專著。整本書的結構我都打好了，找您談就為了往裏頭填充材料。第四，咱們談不一定從頭開始，而可以從最好吃的中段開始。大蝦不是有紅燒中段嗎？它最好吃，最能受到顧客（咱這兒就是讀者了）的歡迎。寫完之後，我可以一節一節地在外邊的大型刊物上發表。一發表就會有稿費，稿費來了之後，我把稿費單複印一份，帶到您家請您過目，然後您一半我一半。我這樣做，是因為兩人都付出了勞動，而且以後出書時還會有稿費，同樣也是一人一半。第五，從中間最精彩處寫起並發表，是為了給雙方最大的自由。比如您，當中可能因為什麼原因不願意繼續合作了，那好，咱們立刻就結束。但已經寫出來的東西不能化為流水，咱們得拿回應該得到的那一份報酬。還有第六，您別看不起我，我要采取與您對話的形式，可不是‘梅蘭芳口述、許姬傳記錄’的樣式。我是新一代的文化人，身在梨園裏，眼望文藝界，我能寫出一些以往梨園的文化氛圍出來，這或許是文化人讀者更願意看到的……”
我侃侃了這麼久，大約是袁先生沒料到的，於是舒服地與我開始了合作。我原先跟袁說的是讓他“帶”著我，可在談話中則隻能我“帶”著他。藝人沒有不能聊天的，但如果讓他撒開來聊那些對寫書沒用的內容，這時間上就不夠用了。我每次從家（新街口）騎車到他家（三裏屯）要四十五分鍾，騎回家也一樣，真在他家談話的時間，也就是兩小時。於是我在與袁先生對談中，總是遇到出杈就打杈，談話的主線一定要“直”。當然，也時常遇到非常優美有趣的“旁杈”，那我就得迅速掂量一下，能否單另成文？如可，我就允許它繼續發展，當然，這樣形成的旁枝事後往往也就忘懷。如今做這篇小文，忽然想起從前的談話，姑且把袁先生幼年時候的情景寫在下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