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曾複先生大約在1990年出版過一本研究京劇臉譜的畫冊。特請朱家潘先生為之作序，他倆是老朋友，自然沒說的。朱序的最後也帶了自己一筆，說在三十年代甚至更早，自己曾多次跑廣和樓（還有廣德樓等）戲園子的後台，看過那些普通的花臉演員如何勾臉。那時戲園子是分層次的，主要演員有單人的化裝間，次要一些的兩人一間，如果是普通演員的話，那就是一大間，誰逮著什麼地方就坐下來畫自己的臉譜，等畫完了就把手上的油彩向小鏡子旁邊的牆壁上隨手一抹，那顏色是亂七八糟的，並且層層疊疊，看上去很厚實。朱先生回憶了這一幕之後，說自己很懷念那些群眾演員，也非常懷念那牆壁上的胡塗亂抹。
我也有相似的經曆。八十年代我經常隨同中國京劇院的巡回演出團外出，去東北，去華北，去山東，也去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我最初曾跟群眾演員睡過後台的大通鋪，後半夜陪他們喝酒，白的啤的都有，但白的居多。他們滿嘴的行話，甚至髒話。他們人粗，行動也粗線條。但是人真誠，從不藏著掖著，什麼事都直去直來。但這些沒文化的底層演員，其實還是很可愛的，自從他們進入後台的那一刻起，就一個個很嚴肅甚至是很神聖的了。他們很敬業，甚至很敬畏他們的老祖先。那些演花臉的演員，別看等著化裝之前也胡說八道，但隻要他們坐進了大化裝間的特定位子，他們立刻就安靜下來。他們會回憶起學戲的時候，師傅甚至師爺爺怎麼把著手一筆一畫地往自己幼小的臉盤上勾畫，以及隨畫隨說的那些指點。他們就這樣一筆一筆把自己的洗幹淨的臉填滿，最後變成一個個奇怪而美麗的臉譜，再皺皺眉毛咧咧嘴，於是自己就是那個要扮演的人物了。等到臉譜完成，他們這才長長地出了口氣。有時他們也隨手把殘餘的顏色往牆壁上一抹，但往往立刻遭到後台監督的斥責：“你幹什麼？”他們被嚇得連連吐舌頭，連連告饒說：“下回注意，下回注意……”“我問你這回咋辦？劇場不是你們家開的，劇場罰下來，我可交給你去接受處罰……”武花臉通常嘟囔著：“我領罰，我領罰……”隨後又湊近牆壁上那被抹髒的地方凝視起來：“我怎麼不覺得你髒呢？”這並不假，因為他們的臉從小就如同這壁牆，也是塗了抹，抹了再洗幹淨的。如今自己這張臉，拿到外邊的光天化日之下，誰能說他髒呢？尤其是化好了妝的臉孔，隻有美麗，根本談不到肮髒！我更想起南方的演員，比如蓋叫天，他演過《楚漢爭》中的楚霸王。他也有臉譜，但隨心所欲著畫得很快。新中國成立前南方劇場也小也髒，於是他也隨手在牆壁上一抹，並且用這一抹去完成畫臉譜時心中的創造快感。因為他是角兒，沒人敢阻攔他，更沒人敢罰他。後來解放了，劇場都是國家新修了的，設施很新，有時他畫完臉譜剛想去抹，但手伸出去又停住，最後方向一變，見桌上有塊布，就抓起布擦拭，同時嘴裏還“嘿”了一聲。我在杭州接觸過他的兒子，聽他兒子說了這個故事之後，心中也充滿了美麗之感。我想，朱先生之所以覺得那抹髒了的牆壁美麗，是他當年親眼看到過武花臉們創造的過程。戲園子後台是簡陋及破敗的，但藝術創造永遠是美麗的。
大約1998年，我出版了《老北京三部曲》的第一本《帝都遺韻》，我就騎車帶了一本精裝的，送到朱先生的家裏。那時我剛剛從京劇文化轉移到京城文化，寫這本《老北京》不過算是“試筆”。我應該說是用了心的，因為出版社給我的時間很短，必須在二十天內“交活兒”。我向來幹活兒快，所幸的是出版後反響還好。說老實話，我雖然幹京劇多年，也在北京住了大半輩子，但嚴格來說，我不屬於胡同串子，對北京底層的一些細枝末節並不清楚。我是依靠自己對於京劇與老字號的了解，再力求準確地給予創造。我以為這樣的寫作態度是應該被認可的。出版後盡管好評如潮，但在細節上也有幾處硬傷。我對此心悅誠服，第二版時就作出修正。事情過去了一年半，我偶然聽到了朱先生對此書的評價：“有新意，有些細微之處盡管史料上未必有，但仔細想想，又是完全可能有的。估計他從他媽媽那裏借鑒了新文學的手法。”據說曾有人要朱先生就此書的“硬傷”公開發表文章給予指正。朱先生搖頭說：“不必了，有些個別的小地方雖未必準確，但其中充滿了創造的美麗。當然，等以後他再到我這兒來時，我會當麵和他談，也說不上是指正，說是交流，才更妥當。”
我後來從側麵聽說後，心中非常感謝朱老對我的愛護。因為此前我與他老見第一麵時，他就告訴我——“你媽媽早三十年就到我這兒約稿，還請我到康樂飯館吃飯。她挺能喝酒，是白酒，也不讓我，而是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喝。她為人非常有個性，文章也有個性，你某些方麵就像你媽，這很好，初期有些胡塗亂抹沒關係，等到了一定歲數，自然就沒了。你好好幹吧……”我很慶幸認識懂得如此提攜後輩的老先生。我曾幫他寫過一篇大文章（他口述，我記錄，然後再從文化上“揮發”）。他事後說：“你在梨園圈裏膽子挺大的，真有點胡塗亂抹的精神，弄好了應該是非常美麗的……”
這番話讓我銘記在心，永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