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桐城派的興起與當時大的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時清王朝入主中原，統治全國二百多年，長期的征服戰爭給中原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同時它也創造了空前的大一統的政治局麵，使清代成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總結、大繁榮、大成熟的時期。
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地位，清朝統治者在文化政策上實施了嚴密的控製，其間清統治者大興文字獄，殘暴鎮壓漢族知識分子，又千方百計籠絡人才為其服務，表現出了對各方麵人才頗為寬鬆的包容性。同時，統治者為了表明其治國策略與漢族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連續性，達到收服人心的目的，也力推程朱理學，同時也非常注重實用和言行一致，反對空談義理，這為桐城派的發展興盛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清王朝的文化政策最根本的是強調文章要為政治服務，而桐城派則堅持文學家和文學本身的主體性，通過艱苦的創作實踐，創立了係統完整的文學理論。這是桐城派之所以興盛、發展的最根本性因素。
其次，桐城派的興起也與當地的自然風光、人文氣息有著直接的關聯。
秀麗的風景、宜人的生態環境，熏陶淨化了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他們一改文壇“以華靡相尚”“連篇累牘，皆屬浮詞”之陋習，把古文引向了自然淳樸、清正雅潔的正途。戴名世曾說：“餘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於他縣。”他認為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又說：“竊以謂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至於用之於文則自餘始。”“四封之內，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醇厚，號為禮儀之邦。”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到，桐城具有美麗的自然風景和淳樸的社會風氣，養成了桐城派作家專心致誌於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獨特性格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對桐城派作家形成清正雅潔的文風產生了積極影響。
桐城是一個文化氣息濃重的地方，有著“窮不丟書，富不丟豬”的風俗，《沒有先生名不成》《勸學》等民歌，也都反映了民間社會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桐城在明清兩代有進士265人，舉人589人，比同屬安慶府的懷、潛、太、宿、望五縣進士和舉人的總和還要超出數倍以上。“宋畫第一”李公麟、明代進步政治家左光鬥、明末清初唯物主義哲學家方以智、著名詩人錢澄之以及清代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等，都出自桐城，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才的輩出，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再次，桐城派內在血緣、姻親和師生關係的特殊紐結，促進了桐城文派的興起。
桐城文派作為中國古文第一流派，綿延二百餘年，名作家達一千二百餘人，留下傳世之作兩千多種，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曆時最長、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文派。近代國學大家馬厚文有詩為讚：“黃舒山水古今奇，釋氏衰微儒士追。何意高文歸一縣，遂令天下號宗師。”細觀之下，桐城文派有別於其他文派的一個重要的非文學因素就是它建立在血緣、姻親和師生等親密關係之上，這種特殊紐結使其內部結構十分穩定。
由於桐城“成學治古文者綜千百計”，形成了同輩之間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體效應。例如戴名世十七八歲時，就喜歡同鄉裏的學子“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常同開山祖師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最後成為桐城派創始人；劉大櫆在古文上的顯赫名聲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離不開方苞的賞識和幫助；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又直接得力於劉大櫆的諄諄教誨。這種名師出高徒、代代相傳的連鎖效應，使得桐城派人才輩出，群英薈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