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那時我剛從變作了孤島的上海來到香港不久。《吉河德爺》的翻譯工作雖然給了我一部分生活保障，但是我還是不打算在香港長住下來。那時我的計劃是先把家庭安頓好了，然後到抗戰大後方去，參與文藝界的抗敵工作，因為那時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已開始組織起來了。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叫我在香港逗留了下來。
有一天，我到簡又文陸丹林先生所主辦的“大風社”去閑談。到了那裏的時候，陸丹林先生就對我說，他正在找我，因為有一家新組織的日報，正在物色一位副刊的編輯，他想我是很適當的，而且已為我向主持人提出過了，那便是《星島日報》，是胡文虎先生辦的，社長是他的公子胡好先生。說完了，他就把一封已經寫好了的介紹信遞給我，叫我有空就去見胡好先生。
我躊躇了兩天才決定去見胡好先生。使我躊躇的，第一是如果我接受下來，那麼我全盤的計劃都打消了；其次，假定我擔任了這個職務，那麼我能不能如我的理想編輯那個副刊呢？因為，當時香港還沒有一個正式新文藝的副刊，而香港的讀者也不習慣於這樣的副刊的。可是我終於抱著“先去看看”的態度去見胡好先生。
看見了現在這樣富麗堂皇的星島日報社的社址，恐怕難以想象——當年初創時的那種簡陋吧。房子是剛剛重建好，牌子也沒有掛出來，印刷機剛運到，正在預備裝起來，排字房也還沒有組織起來，編輯部是更不用說了。全個報館隻有一個辦公室，那便是在樓下現在會計處的地方。便在那裏，我見到了胡好先生。
使我吃驚的是胡好先生的年輕，而更使我吃驚的是那慣常和年輕不會合在一起的幹練。這個十九歲的少年那麼幹練地處理著一切，熱情而爽直。我告訴了他我願意接受編這張新報的副刊，但我也有我的理想，於是我把我理想中的副刊是怎樣的告訴了他。胡好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告訴我，我會實現我的理想。接著我又明白了，現在問題還不僅在於副刊編輯的方針和技術，卻是在於使整個報館怎樣向前走，那就是說，我們麵對著的，是一個達到報紙能出版的籌備工作。我不得不承認，我的經驗隻是整個報館的一部分。但是我終於毅然地答應下來，心裏想，也許什麼都從頭開始更好一點。於是我們就說定第二天起就開始到館工作。
一切都從頭開始，從設計信箋信封，編輯部的單據，一直到招考記者和校對，布置安排在閣樓的編輯部，以及其他無數繁雜和瑣碎的問題和工作。新的人才進來參加，工作繁忙而平靜地進行，到了七月初，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然而有一個問題卻使我不安著，那便是我們當時的總編輯，是已聘定了樊仲雲。那個時候，他是在蔚藍書局當編輯，而這書局的敗北主義和投降傾向，是一天天地更明顯起來。一張抗戰的報怎樣能容一個有這樣傾向的總編輯呢？再說，他在工作上所表現的又是那樣庸弱無能。我不安著，但是我們大家都不便說出來，然而，有一天，胡好先生卻笑嘻嘻地走進編輯部來，突然對我們宣說：樊仲雲已被我開除了。胡好先生是有先見的，第二年，他便跟汪逆到南京去做所謂“和平救國運動”了。
那個副刊定名為《星座》，取義無非是希望它如一係列燦爛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著，或是說像《星島日報》的一間茶座，可以讓各位作者發表一點意見而已。稿子方麵一點也沒有困難，文友們從四麵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在編排方麵，我們第一個采用了文題上的裝飾插圖和名家的木刻、漫畫等（這個傳統至今保持著）。